问道

怀念蒋经国

2009-04-16T21:07:00.006+08:00

　　
　　壹、见证历史感念犹深

　　蒋故总统经国先生于民国77年（1988）1月13日逝世，到今年满21年。经国先生一向不喜欢做寿庆生，不过今年4月13日正逢他百年诞辰，与一般生日毕竟不同。总统府特别召集相关单位，组成“蒋故总统经国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扩大举办纪念活动，邀请国人一同来追思这一位曾经对台湾作出不朽贡献的总统。

　　近10年来，台湾媒体针对中华民国历任总统的贡献作过多次民调，经国先生总是名列第一，满意度曾经高达七成。他至今最令人怀念的，除了推动十大建设，改善台湾人民生活，缔造经济奇迹，使台湾“升级”之外，就是主导民主改革与解冻两岸关系，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推动国会改革，以及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等措施。这些政绩至今仍广受国内外人士的肯定与推崇。去年3月22日总统大选开票后，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W. Bush）还特别在给我的贺函中赞誉台湾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Taiwan is a beacon of democracy to Asia and the world），这与经国先生当年推动民主改革、解冻两岸关系，有绝对的关系；没有经国先生奠定基础，台湾在国际间就不会有今天的地位与形象。

　　英九很幸运，能在经国先生一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阶段追随他并学习他的领导风格，同时也见证台湾民主改革过程中几个关键决策，让我得到宝贵的经验与启示，毕生难忘，也永远珍惜。经国先生正直、清廉、坚毅、平实、爱民的风格，更是我心向往之典范。站在这位巨人的肩膀上，让我看得更清、看得更远，也更有信心带领国人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在这里，我要以亲身接触到、感受到、体验到的经国先生，和大家一起分享、一起缅怀，也藉由这篇专文，表达对经国先生为台湾付出一切的由衷感念。

　　贰、第一印象态度亲切

　　经国先生比我大41岁。小时候，只知道他是先总统蒋公的大公子，并无其它印象，也从未见过他。

　　初中一年级时，舍下从台北万华搬到长安东路一段8号三楼，经国先生当时住在18号的一栋平房，相距不到一百公尺，但是从未有任何接触。唯一的例外是，有一年春节晚上，我们小孩子到顶楼阳台玩鞭炮，曾经用弹弓夹着点燃引信的大龙炮射出去，打到经国先生家的院子爆炸，结果惊动侍卫人员跑来关切，但倒没有骂我们。他们绝不会想到，这个顽皮的少年，17年后成为他们“大老板”的英文秘书。初中三年级时，家父到救国团担任文教组的副组长，当时救国团主任就是经国先生，是父亲的长官，对我而言，还是十分的遥远。

　　我对经国先生开始有接触，主要还是高中毕业以后。而第一次接触，则是民国57年（1968）在台中成功岭接受大专学生暑期军训。当时我被选为开训典礼中的宣誓代表（媒体误报为授枪代表，其实授枪代表是赵怡），在率领一万两千位受训学生宣誓完毕后，我跑步上台把誓词呈送给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经国先生，他微笑注视着我，接下誓词，握住我的手，轻轻地说：“谢谢你！”当时我觉得他握手很有力，态度很亲切，那是他给我的第一次印象。那年他59岁，我18岁。

　　第二次是在两年后的4月。经国先生以行政院副院长身分访美时，在纽约广场大饭店（Plaza Hotel）门口遭到台独联盟成员的枪击，黄姓刺客开枪时右手被便衣警察推高，子弹飞越经国先生头上，射到旋转门留下弹孔。黄姓刺客与另外一名郑姓共犯立刻被这位便衣警察和经国先生随行的办公室主任温哈熊将军共同制伏押走。经国先生并没有受伤，也没有受到惊吓，反而镇静地向随员表示愿意跟刺客谈一谈，但纽约警方认为不宜，没有同意。他当天预定在饭店内对美国东南亚工商协进会的演讲照常举行，未受影响。经国先生身临险境、临危不乱的风范，经过国内外媒体的报导，传遍全球。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不但没有痛斥刺客，反而表示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他显然了解这些刺客心中有话要说。在那个戒严的威权时代，大官能有这样开明的心态，实在罕见。他回国的时候，松山机场万人相迎，救国团邀请我们青年参加，他走过我们的身边，很亲切的跟我们打招呼。我就觉得，经国先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他平易近人，毫无僚气。

　　谈到救国团，这个经国先生在民国41年（1952）手创的青年组织，对当时的青年贡献很大。它举办的活动让我们学到很多在学校学不到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尤其是领导、交友、处事的训练，让我们受益良多。以我来说，初中毕业时，我就参加金山水上活动营，学会了游泳与滑沙（近似滑雪的运动）。高中时暑假几乎年年都去金山青年活动中心露营游泳。而上大学之后参加的次数就更多，像国际事务研习会、亚洲青年育乐营、与中美青年学术研习会等等。我在大二、大三、大四的暑假，连续参加三届中美青年学术研习会。大四暑假还参加了在桃园运输部队代办的驾驶研习营，学会了开车。这些活动，尤其是国际活动，对于国际事务的了解、世界观的建立、英语能力的磨练、国内外朋友的交往，都有极大帮助。我大三那年参加美国国务院主办的“亚太学生领袖访美计划”甄试，以第一名入选，得以在民国60年（ 1971）初，与10多位亚太学生领袖一同出访美国70多天，深度观察这个富甲天下的超级强国。我自觉受益良多，能获得这个机会，与先前两年在救国团的历练，有绝大的关系。

　　第三次接触，是在民国63年（1974）我考上中山奖学金准备出国留学前夕。当时经国先生以行政院长的身分，在三军军官俱乐部邀请录取的10多位同学吃早餐，大家都受宠若惊。经国先生的座位和我距离只有2公尺。他问我要去哪个学校？读甚么科系？有甚么计划？并希望我们在学成之后回国服务。他说话不多，但亲切诚恳。那年他65岁，我24岁。一个月后我就出国了，直到7年后学成归国才有机会再见到经国先生。但他当时对我们中山奖学金同学回国服务的期待，我一直都记得。民国70年（1981）我拿到学位后，只实习了半年就回台湾了。

　　另外有两件事，直接感受到他的风格。第一件是整饬政风。经国先生在民国61年（1972）5月就任行政院长后，第一次院会提出的改革就是公务员“十项革新”（俗称“十诫”），包括公务员婚丧喜庆不得超过10桌；不得出入特种场所，除招待外宾外，不得随便宴客；宴客必须吃五菜一汤的“梅花餐”；上级视察人员不得接受下级单位招待等等。一时之间，雷厉风行。连我当年在桃园一个基层运输部队接受驾驶训练时，都可感受到他们贯彻“十诫”的压力。当时人事行政局长（经国先生的亲表弟）也因涉嫌收贿被起诉，最后判无期徒刑。当时虽有人批评经国先生不近人情，但是如此确实收到弊绝风清的效果，连党外人士都给予好评。

　　第二件事，是他处理第一次石油危机。民国63年（1974）初，原油价格由每桶3美元多暴涨到超过13美元。国内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政府决定推动“稳定当前经济措施方案”，采取“一次调涨，一次到位”的策略来因应。当时我在高雄左营海军服役，住在军官宿舍，订了一份台湾新闻报。涨价当天，报上刊出了所有民生物品的新价格。一位每天必喝米酒的老士官特别跑来借看报纸，当他看到一瓶米酒只从10块钱涨到10块5毛，高兴得笑瞇了眼，大声说：“还好！还好！只涨五毛钱。”这件小事令我印象深刻，经国先生的政策很替基层民众着想，他很照顾弱势百姓。

　　叁、负笈异乡心系家邦

　　民国60年代初期，我国外交处境山雨欲来。从保钓运动、失去联合国代表权、到美中上海公报、台湾日本断交，一连串的挫败，激起国内罕见的学生爱国运动，引发青年学生对国际政治与台湾民主的反思。民国60年（1971）初我访美两个多月，看尽在美台、港留学生风起云涌的保钓运动，回国后立即参与台大学生的保钓运动，走上街头到美、日大使馆抗议。民国61年（1972）9月底，中国和日本建交，我们还动员各大学师生到机场去向奉命来台“说得”（日文“说服”之意）的日本特使丢鸡蛋。我当时在校园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极度关怀中华民国的国家尊严、政治民主、经济繁荣与社会公平。这些关怀，也跟着我留学美国，到了太平洋彼岸。

　　民国67年（1978）经国先生就任第6任总统前后，台湾社会逐渐由追求经济的富裕转向关心政治的民主。这段期间发生的中坜事件与美丽岛事件，隐隐反映了酝酿中的趋势。当时我人在哈佛念博士，兼任留学生刊物《波士顿通讯》主编，对于当时国内重大事件都有评论，也偶尔为国内外华文媒体所转载，如香港的《新闻天地》。而当年台湾党外一份名为《大时代》的刊物（陈阳德先生主编），还居然因为转载《波士顿通讯》的文章而被警备总部查禁，可知当时我们在国外言论的尺度要比国内宽松许多。

　　也就在经国先生就任总统的同一个月，哈佛大学举行了第327次毕业典礼，邀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国文学家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来校演讲。我虽非当年毕业，也慕名前去参加。当天索氏以“一个分裂的世界”（A World Split Apart）为题，强烈批判西方世界道德沦丧、媒体媚俗，对共产世界人民的苦难，麻木不仁，以致世界一分为二。当天座无虚席，他讲了近90分钟，其间数度大雨倾盆，却无人离席，大家深受感动，全场掌声数十次之多。我当天回家，立刻以“勇者的证言─追记索尔仁尼琴的哈佛演说”为题，撰写长文，投稿《中央日报》，自6月24日起连续刊出3天，并有社论分析，在台湾引起不少讨论。7月间我返国参加会议，还应国民党中央工作会议之邀，前往作专题报告。

　　民国67年（1978）12月15日，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废约、撤军，全国震动。次年，我在《联合报》海外版数次投稿，其中一篇名为“欢迎民主、反对独立”，就主张“台湾要民主化，但不能走台独的路”，当时流亡在美的一位台湾著名反对派领袖，也认为此一观点可以接受。另外一篇名为“消除幻觉、自立自强”，评论美国总统卡特被高华德（Barry M. Goldwater）参议员指控违反宪法、不顾国会、单独终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讼案，提醒国人不要寄望于诉讼的胜利，而要自立自强，才有前途。另外，那一年我也在《中央日报》海外版写过一篇“促进中国大陆的台湾化”的文章，探讨如何让当时大陆留美学生了解台湾经验，带回大陆。当时我在海外的言论，可能已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与重视。

　　肆、担任秘书躬逢其盛

　　民国70年（1981）1月，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出缺，希望延揽一位年轻海外学人出任。当时经由第一局前局长周应龙先生的推荐，马纪壮秘书长及张祖诒副秘书长属意找我。我原计划毕业后留在美国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后返国，到政大法律系担任副教授，后来决定接受总统府的工作后就把实习时间减为半年，在民国70年（1981）9月回到台湾。政大教职也改为兼任。

　　我在9月17日开始上班。约两个月后有一天，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葛乐士（Charles T. Cross）邀请马纪壮秘书长中午到他天母的寓所用餐，马秘书长带我去作传译（顺便替经国先生测试我的口译能力），回来之后没多久经国先生就召见我，这是我回国后首次见到他。那年他72岁，我31岁。

　　经国先生对我说，要我做他的英文秘书，并告诉我，因为现任的英文秘书宋楚瑜先生已出任新闻局长多时，公务繁忙，实在难以兼顾。经国先生还叮咛我在接任前，要多向宋局长请教。我立刻遵办，向宋局长请益英文秘书工作的要领。就这样，从民国71年（1982）1月1日开始兼任总统秘书，负责传译工作，并处理经国先生的英文函电。

　　记得第一次上阵，我有点紧张。走到经国先生与外宾之间的小板凳坐下的时候，因为身材较为壮硕（那时体重近90公斤，是我一生中最有“份量”的时候），膝盖顶到小茶几，差一点把茶杯撞翻。我当时尴尬得不得了，心想第一天上工就出状况，真不好意思。后来秘书室卢守忠主任告诉我，经国先生特别交代他把小茶几与板凳间的空间拉开一点，以容纳这位新来的胖秘书！

　　担任经国先生的传译工作，不算太难。因为经国先生本身也懂英语，而且他说话不疾不徐，相当清楚。经国先生虽有浙江口音，但不浓厚。我担任传译6年，只有一次听错。那一次经国先生谈到苏联里海边上的城市巴库（Baku），我听成“白宫”，还好立刻发现跟上下文兜不拢，马上改正。又有一次，一位美国众议员开口用俄语问经国先生问题，显然他想引诱经国先生说俄语。经国先生不为所动，回头对我说：“你请外宾说英文。”我遵办后，那位外宾才死心，改用英语。

　　这6年间，我陪见的外宾有数百位，越做越顺手。两年后增加了一位记录（员），就是空军武官葛光越上校（后来他奉派到法国接幻象2000-5战斗机返国，成为空军幻象战斗机联队的第一任联队长，后来做到空军副总司令退伍），我们合作得很愉快，他来了之后，我的工作负荷减轻不少。经国先生那时候健康情形变差，已极少下乡访视。他刻意减轻我整理纪录的工作，我想是为了要给我其它历练的机会。果然没多久，新的任务就来了。

　　民国73年（1984）6月，经国先生请沈昌焕秘书长通知我，接替陈履安先生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负责政党外交。我闻讯惶恐万分，因为当时我还不到34岁，家父也还是中央党部考纪会副主委，在形式上成了我非直接的部属。当然，经国先生的安排，主要考虑是为刷新国民党百年老店的老迈形象。他用心良苦，我当然要勉力以赴。

　　我到中央党部以后，即经常与外国议员、学者及记者互动，说明党的政策或澄清外界误解，举行记者会次数为历来最多，也经常出国参加国际政党活动，建立联系。同时，也透过这些国际政党组织如“国际民主联盟”（International Democrat Union, IDU）举办的活动，见到许多外国元首与政要，每次回国都会在中常会报告，让大家知道国民党跟外国友好政党联系的成果。这项工作我做了4年，把友好政党数由40个左右增加到120个，也结交了数十位主要民主国家国会议员或政党领袖。民国77年（1988）7月国民党召开13全大会时，我邀请了66位外国政党领袖来台，这是有史以来外宾最多的一次大会，可惜经国先生看不到了。

　　回想起来，当时我担任这项职务，透过外国政党联系，深入了解国际政治实务、国际政党组织与运作、我国外交与侨务工作，与当前国家处境，是经国先生给我磨练的绝佳机会，我非常珍惜，也十分尽力。当年获得的知识、经验与人脉网络，到今天还受用无穷。

　　伍、经国之治台湾跃起

　　民国61年（1972）经国先生接任行政院长后，开启了16年的“经国之治”。民国61年到民国77年，成为台湾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段期间国内外局势异常严峻，考验接踵而来，如中日断交、第一次石油危机、中日断航、中美断交，但经国先生稳健地带领台湾度过每一次危机；经国先生也主导擘划十大建设，带领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每人平均所得从400美元增加到超过6,000美元，缔造了举世闻名的经济奇迹。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6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动十大建设，他曾说过一句名言：“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这段时间，我或在服兵役，或出国留学，并未亲身参与，故不在此深论。

　　民国73年（1984）之后，是经国先生加速推动台湾民主改革的年代。从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解除报禁、开放党禁、国会改革等，我都躬逢其盛，参与规划，也见证了台湾民主发展非常重要的几个历史关键时刻。

　　一、解除戒严开放组党

　　有一次，大约在民国74年（1985），经国先生突然找我去问：“‘戒严’英文怎么讲？”我说是“Martial Law”，意思是“军事管制”。他要我去查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意思，我查了5种国际著名的参考书，回报经国先生说“戒严”就是全面军事管制，有的还说，“Martial law means no law at all”（戒严就是没有法律）；经国先生听了，困惑地说：“台湾没有军事管制啊！”

　　经国先生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我的推断是：出自戚烈拉（Richard G. Ciccolella）将军的建议。戚烈拉将军是谁？他是二次大战美军英雄，曾在1944年生擒德国西欧战区指挥官伦司德元帅（Field Marshall Karl Rudolf Gerd von Runstedt），战功显赫。他1967年来台担任美军顾问团第八任团长，是经国先生的好朋友，意大利裔美国人。他的太太曾是经国先生的英文老师，因此他跟经国先生很熟，两人无话不谈，不需要传译。戚烈拉将军退伍后常来台湾，也经常和经国先生通信，都由我中译转达。宣布解严前一年左右，他来了一封手写的四、五页长信，讨论台湾继续戒严的利弊。他认为台湾背了戒严的黑锅，其实对人民自由的限制并没有其它真正戒严的国家那么严重，因此他认为其实可以检讨还要不要继续戒严。经国先生和他私交甚笃，他不会对经国先生讲假话。那时我就觉得，从戚烈拉将军的来信，到经国先生要我去查“戒严”一语的英译，种种迹象显示，经国先生可能有意要解除戒严。由于他见戚烈拉时，不需要我翻译，他们谈了什么，我并不知道，但我推断他们一定曾谈到这个问题。果不其然，民国75年（1986）3月底国民党12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政治改革中，就纳入了“国家安全法令问题”的议题，其实这就是“解除戒严”的研究。

　　除了戚烈拉将军之外，也有其它的官员以同样的理由──戒严背黑锅，向经国先生建议解严。当时驻美代表钱复先生，就是其中关键的一位。钱代表当年3月底回国以中央委员身分出席三中全会之前，经国先生曾先召见。钱代表即建议经国先生解严，当时经国先生还在考虑。会后4月2日，再度约见钱代表，再听了一遍必须解严的理由，他终于有了不同的看法。当年9月中，经国先生的三公子蒋孝勇先生奉命电告钱代表安排适当场合宣布解严，钱代表立即遵办。

　　民国75年（1986）10月7日下午4时，经国先生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发行人葛兰姆（Katherine Graham）女士及其友刊《新闻周刊》（Newsweek）的记者，新闻局长张京育先生陪见。那是一个历史性的会面。经国先生沈稳地告诉外宾：“我们准备在制定国家安全法后，解除戒严，开放组党。”负责传译的我，一字一句审慎地翻成英文，我自己整个人感觉犹如遭电流通过般的震撼，我告诉自己：“我们正在改写台湾历史。”解严在当时虽已在研究中，并不完全意外，但是解严毕竟是历史性的大事，当天宣布，还是造成极大震撼。而选在这个场合对国际大媒体宣布，让全世界都能知道，时机对象都挑得非常合适。9个月之后，民国76年（1987）7月15日，总统公布施行“国家安全法”，同时正式解除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台湾脱离非常时期，回归宪政常态，终于迈出了一大步！为了纪念这段珍贵的历史访谈，我在台北市长任内的办公室，以及现在总统办公室外的会客室，都摆放当时见证这段历史的照片。

　　经国先生宣布解严后，各机关忙着制定“国家安全法”。有一天新闻局长张京育先生来问我，“到底将来管制的尺度如何拿捏？”几天后经国先生接见完外宾后问我：“有什么事吗？”我就向他报告，新闻局在讨论这个问题，希望能请示一下。经国先生说：“既然要解严，当然就是越来越宽，不能越来越严，我们绝对不能换汤不换药！”我就赶快告诉张局长，他听了很高兴。后来也印证了经国先生的谈话并非随兴所至。他说过“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那一次我很感动，因为他态度坚定，语气诚恳，一听就知道是真的要走向自由民主的大道，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二、法统疑义国会改革

　　解严之后，紧接着就是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国民大会代表与立法委员）的新陈代谢问题，也就是“国会改革”。对于国会改选，当时若干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并不赞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如果改选，国家就会失去法统。

　　民国76年（1987）7月初，李焕先生接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当时他要我负责规划“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方案”的幕僚作业，那时只是规划推动资深中央民代的自愿退职，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其实这个案子中央党部早有承办单位，但是李秘书长仍然坚持要我接下来，我冒着“踩线”的风险遵办，一方面是长官命令，不便违抗；一方面也是从大学时代开始，就关心这个议题，义不容辞。

　　那年10月，经国先生健康已经大不如前，出席国庆大会都要坐轮椅。11月间，他两度找我去大直的七海寓所，直接到他的卧房跟他谈话。那段时间，我去过七海寓所几次，都是为了外宾访问，在客厅担任传译。这次却不是去作传译工作。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他的卧房，房中摆设家具之素朴，到了简陋的程度，令人惊讶。这也是第一次看到他躺在床上，他健康的恶化，又让我忧虑，更是第一次他躺着跟我说话，使我意识到事态不寻常。他问我：“中央民意代表的案子规划得怎么样？”。我向他报告：大致顺利，但有人提议增设“大陆代表”，以代表我国的大陆地区，引起争议。经国先生当时问我：“英九，去查查看民国38年政府迁台的时候，有没有宣布我们在这里还是代表全中国？”我当场就说：“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但我去查查看。”

　　我回去查了总统府公报，当年12月7日中央政府从成都迁到台北，并没有作过任何宣布。一周后，我第二次奉召到七海寓所，还是在他的卧房，他还是躺在床上跟我谈话。我向他报告查询的结果，他说：“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中华民国的法统。依照宪法选出来的中央民意代表，就可以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不必再增设大陆代表。”我当时听了，真有说不出来的欣慰。因为我本身就反对在未来的国会设置大陆代表，因为既不合理，也行不通。如果能这样做，为何36年前第一届立法委员任满时不做呢？为什么要等36年呢？这是完全说不通的，人民绝对不能接受，所以我当然反对。经国先生的决定，解开了当时的一个死结。许多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虽然不满意，也不便大声反对。如果他当时不是如此裁决，必然会造成极大的争议，也必然使外界质疑政府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诚意。

　　那天晚上离开七海寓所，抬头看到满天星斗，想到刚才经国先生的决定，内心充满温暖、舒畅与感动。要知道，我虽然只是一个秘书，但是我也在观察经国先生对这个重大问题的决策是不是符合民意，而他确实作出了勇敢而正确的历史性决定。经国先生不是宪法专家，但是他的宪法见解绝对不输专家，让人实在不能不由衷敬佩他的英明与睿智。

　　三、国大抗争最后一瞥

　　民国76年（1987）12月25日，经国先生去世前19天，他坐着轮椅出席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日活动。当时民进党的国大代表在台下高举白布条抗议，大声鼓噪。经国先生不受影响继续致词，致词完毕，当他坐着轮椅离开时，我看到他回过头对台下的抗争者深深看了一眼。那个眼神所表现的涵义，让我当时非常震撼，也非常不舍，至今难忘。

　　19天后，经国先生就过世了。当时我想，国会改革案如果能早一点完成，也许就可以化解这些不必要的抗争。但是这个案子当时拖了整整一年，直到民国76年（1987）7月李焕先生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后才交给我加速处理。当时李登辉副总统是小组召集人，当半年前我第一次向李副总统请示时，他就抱怨说：“这一年多项目小组都没有开会喔！”主管部门耽误的后果，也由经国先生概括承受，我的难过与不平，其理在此。经国先生逝世后，李秘书长带着我到处去说明这个方案，尽管有些资深中央民意代表炮声隆隆，中常会最后还是通过了改革方案。事后想来，如果方案早两个月出炉，也许可以避免行宪日当天的冲突。回想起来，我至今仍感心中难安。

　　写到这里，想起一个感人的小插曲。研商国会改革的那一段时间，媒体有一些报导，说我饱受若干资深中央民意代表的压力云云。有一天早上我到家对面的兴隆公园去跑步，跑完正要离去，突然有一个小男孩，手上拿着一张纸条送给我。我接过来一看，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谢谢你最近推动的改革，我们小老百姓都支持你，加油！”没有署名。我立刻问小男孩，是谁要他送来的？小男孩笑着指向远处一位女士。我跟她打了个招呼，就赶去上班了。那一天，心中很笃定，因为我知道，我跟多数的民众站在同一边。

　　民国77年（1988）1月1日，政府宣布解除报禁，报纸发行张数及内容不再限制。这项改革社会共识甚高，所以执行争议不大。大家都感觉到民主改革的气氛出来了，但没有想到，13天后经国先生却离开人世。当时举国哀痛，一般人民怀念他推动十大建设，把大家的生活改善了；知识分子则感念他的政治改革，把台湾政治变得更民主了，朝野都对他极为肯定。

　　四、开放探亲两岸融冰

　　经国先生晚年另一项为人所称道的政策，就是开放台湾人民到大陆探亲，体现人道主义，为转变中的大陆政策迈出重要的第一步。这项工作，我也曾参与规划。

　　民国76年（1987）年3月间，在一次外宾传译工作结束后，经国先生突然问我：“英九，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回报：“最近赵少康、洪昭男等委员在立法院质询，建议政府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其实现在每年都已经有一、两万人经由香港偷偷返回大陆探亲。但也有一些老兵不愿意违法，穿起身上写着‘想家’的长袍游街请愿，很令人同情。”经国先生听了就说：“这件事你去向张副秘书长报告。”当时我立刻告退，然后去见张祖诒副秘书长。他告诉我，经国先生已有指示：基于人道精神，政府应立即规划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要我们先来规划。原来经国先生早就想到此事。当场我们依照指示要点，诸如：政府与中共“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原则不变、开放探亲采取“人道原则”（可以探亲、通信与通话）、“民间办理”（由两岸双方红十字会安排）、“间接方式”（往返经过香港）等等，拟出一个计划，经反复讨论，于当年6月4日清稿后，呈报给经国先生。经国先生批交中央党部成立的一个项目小组处理，然后再经小组多次集会讨论，提报中常会在9月15日通过。然后行政院也在院会通过本案，11月2日正式实施。海峡两岸隔绝38年，台湾人民终于可以到大陆探亲了。开放探亲，不但为两岸失联近40年的亲人提供团圆的机会，也为两岸关系解冻踏出历史性的第一步。这个政策，叫好又叫座，在国际社会也获得极大的肯定。

　　这个案子当时极为敏感，必须绝对保密，所以我把卷宗锁在我个人专用的铁柜里，亲自处理，绝不假手他人，连机密打字员都不知道此案。卷宗上书“颍考项目”，这是我取的名字，这个名称出自《左传 · 郑伯克段于鄢》的历史典故：春秋时代的郑庄公，出生时母亲姜氏难产，遂不为姜氏所喜，而姜氏溺爱庄公之弟共叔段。后共叔段谋反，为庄公所败，流亡国外，姜氏亦遭幽禁。庄公甚不谅解这位偏心的母亲，曾发毒誓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但君无戏言，如何解套？最后经由知名孝子颍考叔的巧思安排，挖地及泉，母子俩终于在地下隧道中相见，和好如初，化解一场人伦悲剧。我用这个亲人团聚的历史典故，作为大陆探亲项目的名称，觉得十分适宜。

　　陆、突然辞世风范永存

　　1988年1月13日下午，经国先生辞世，我非常震惊，因为前一天下午我还在台北宾馆向李登辉副总统领导的项目小组报告国会改革方案，准备在第二天上午中常会向经国先生报告，没想到经国先生并未出席中常会，当时我们就觉得有异样。下午1点左右，经国先生因大量吐血而辞世。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感到有如晴天霹雳。尽管知道他身体不好，也没想到会这么快。当时总统府忙着安排新总统宣誓就职、安定政局、筹备国丧等幕僚作业，一直持续忙到午夜时分才告一段落。那时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感觉，呆坐在办公室里，突然想到自己追随经国先生工作快7年，竟然没有跟他要过一张合照的照片。我就跟刘垕局长说。他回答得很有智慧：“英九啊！你和他不知道照了多少照片了，你还不满意啊！”他指的就是接见外宾时的照片。那时想想，也对，工作这么久了，何必在乎一张照片呢？

　　经国先生对台湾的付出极多，他公祭前我看到李总统送的挽联，写得非常感人：
　　“厚泽岂能忘，四十年汗尽血枯，注斯土斯民始有今日；
　　遗言犹在耳，亿万人水深火热，誓一心一德早复中原。”

　　民国77年（1988）1月30日公祭当天，家父鹤凌先生奉派担任宣读祭文的工作。他国学根底深厚，获此机会，深感荣幸，特别勤加练习。当天他读得抑扬顿挫，感情丰富，当他读到下面这一段时，现场多人啜泣落泪，我也是其中之一：
　　“其任劳怨也，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其赴事功也，敢行人之所不敢行。呕心沥血者垂四十载，其所树立，实来者之典型。”

　　1月30日经国先生灵榇奉厝大溪头寮。2月初我就匆忙赶赴美国参加国会祈祷早餐会，返国后再到头寮祭拜经国先生。那天望着经国先生的遗照，想到7年来他对我的知遇栽培之恩，不禁悲从中来，痛哭失声，不能自已。尤其忆及行宪纪念大会上的那一幕，更有椎心之痛，对国会改革未能尽早完成而再次深感遗憾。

　　经国先生是一位前瞻、魄力的领袖，他曾说过，“权柄，很容易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可见经国先生对权力的使用多么慎重。而他也说过，“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再做总统”，为推动民主化、本土化立下典范。

　　当他决定解除戒严时，遭到不少人反对；而他决定开放组党、解除报禁、开放探亲、不设大陆代表，全都是重大的决定，也不是没有杂音。我们幕僚可以体会他那时的心境和遭遇的困难，但是看得出来，他每一次做决定，都是很自信、很坚定。总是不疾不徐地告诉我们，他要做什么。对我来讲，是一个学习典范，一个改革者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攻击，他却必须睿智、勇敢而坚定。

　　柒、巨人肩头承先启后

　　就一般人民的看法，先总统蒋公对台湾的贡献有三：光复台湾、保卫台湾与建设台湾。而经国先生最大的贡献，则在建设台湾。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比他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

　　经由十大建设、十二项建设、十四项建设陆续的推动，经国先生将先前蒋公在台湾20多年的建设全面更新升级了。经国先生的贡献，是台湾向上提升的基础，我们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而他当年处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做法─扩大公共建设，不正是目前世界各国处理经济危机的对策吗？

　　在另一方面，经国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大力推动解除戒严、党禁，开放大陆探亲，解除报禁，推动国会改革。台湾宪政常态得以逐步恢复，两岸紧张关系从此开始解冻。这些改革，对台湾影响重大。过去21年来，台湾历经5次国会全面改选、4次总统直选，也经过2次政党轮替，台湾的民主已经跨越了历史的里程碑，迈向成熟。而两岸关系的改善，为台海的和平与繁荣带来曙光，为我们的子孙，大幅降低战争的威胁。这些发展，可以见证经国先生当年决策的远见与智慧。

　　经国先生给我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要多接近民众，永远跟民众站在一起，以及任何的决策都要以民众福祉为依归。去年5月，英九为全民所托，承担国家领导重任，每当想起经国先生的卓越领导与重大贡献，就更加坚定我“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施政理念，因为这项理念也正是经国先生为台湾这块土地奉献的写照。英九相信，只要我们传承经国先生这种亲民爱民的精神，大家精诚团结，勇敢前行，台湾一定会有更美好的将来。这才是我们今天纪念经国先生最大意义之所在。

　　
　　作者：马英九。

国耻——国人的公然欺诈

2009-03-09T08:50:00.007+08:00

　　今天充斥于世界报端和中國报端的最大新闻是中國收藏家蔡铭超在举世瞩目的巴黎拍卖会上的公然恶意欺诈。他以2800万欧元巨价竞得两件兽首，但是他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不会付款。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每一个中國人都会站出来，我只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投标不是为了中标，而是为了爱国。这玩笑可开大了，这是一种公然的恶意欺诈。对于他的这种恶意欺诈行为，中國报纸竞相报导，言称他是“一位令人钦佩的中國人”。

　　国耻，新的国耻，真正的国耻。爱国可以用这种无赖行为来表现吗？爱国可以用公然的恶意欺诈行为来实行吗？

　　蔡铭超的行为已经不可单单视作他的个人行为，他是在举国将阻止拍卖当成一件重大的国家事件来看待的时候这样做的，他是在全国人民将法国的拍卖行为视作揭中國的历史疮疤的情况下这样做的，他是在中國、中國政府和中國人与法国两件兽首的持有者争夺所有权的时候这样做的。他的行为已经不能单单地看做个人行为，他的行为是在爱国的旗帜下进行的，他的做法将被看成是中國、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所鼓励的爱国行为。因而，他的耻辱是国耻，新的国耻！

　　圆明园被劫的国耻是受人同情的，蔡铭超带给自己祖国的国耻却是自取其辱！

　　为什么说他是恶意欺诈，当然要从法律上说所有权问题。

　　湘鄂之人不能同中國谈荆楚故国，川陕之人不能同今日中國谈秦地故国，时效问题也。与本题相牵连一点说，爱新觉罗家族不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谈紫禁城、颐和园的所有权问题，而本来他们是可以谈的：颐和园是通过中华民国的国家条约（其效力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留给爱氏家族的私产，冯玉祥的驱逐行为是不合法的——但他们未在一定时间内提起这件事，因举世共通的法律时效问题，爱新觉罗氏不能谈了。

　　不少中國专家都引用1995年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来说事儿。中國是在1996年签署的，根据这份公约，有法律依据来索回流失的文物。但这些专家是中國的，中國专家有中國专家的特色，他们有意地忘记告诉大家，这份公约，很多西方国家是没有签署的，至少法国没有签署，因此这份公约，在法国国境内，是无效的。

　　也有人批评，法律途径不好解决，法国政府从法中友谊的角度应当负起责任，因而应当阻止佳士德的拍卖。但批评者忘了，佳士得不是国有企业，作为一家以营利为目标的公司，他所承担的是法律和市场风险。法国法庭已经判决，在法国境内拍卖合法，法国政府不得阻止一家公司的符合法律的商业行为。佳士得所应当承受的市场风险，它已经在承受，中國国家文物局的限制性通知，就是佳士得为自己的行为所付出的代价。今日蔡铭超宣布不付款，更使它的市场风险增加至万分。法国政府无权使它在承担市场风险之外，再承担来自政府行政方面的风险，强而为之，法国政府是要吃官司的。

　　继续从法律上分析，善意第三人，是法律上的一个重要名词。它的基本概念是：一个人出卖的东西哪怕是抢来的，但购买者不知它的来源而购买了它，失主发现后不能向购买者追索所有权，它可以向出卖者请求赔偿。兽首持有人贝尔热正是这样一位善意第三人，佳士德拍卖的正是这样一种善意第三人所合法持有物品。

　　如此说来，无论从法律的任一角度说，两只兽首的所有权中國政府、中國人民都已经丧失怠尽。或者通过市场流通形式，归复祖上之物，或者通过道义的方式，吁请民间或国家间合作。除此之外，别无它途。前期律师追索努力，当作一种爱国宣传是可以的，让西方人自责自己的历史过错是可以的。中國人群声谩骂也是可以的，因为只是一种情绪的渲泄，并不触犯法律，也并未触及道德的底线。

　　但蔡铭超的行为就不是这样了，如果真诚竞标，中标后却又因某种原因掏不起钱，那是民事问题，依据合同承担违约责任。但他是以爱国为由，故意欺骗佳士德拍卖行的，在如此重大的交易行为中，明知而故为，对他人经济利益造成巨大损失，则是一种近于犯罪的行为了。这是从中國法律上解释的，至于法国，据记者从巴黎发回的报导，法国法律界正在讨论通过何种途径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蔡铭超的行为，无赖而且无耻，让人不由得由人而想起国家，想起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行为。由于蔡披着爱国的旗帜，被视作中國人的代表，他的可耻，使国家蒙羞，是实实在在的新的国耻。

　　今后的中國，如何混迹于WTO？如何再同世界做生意？难道无赖的国家教育出无赖的爱国者？噫吁唏！
　　

　　作者：陈更。

　　注：本文标题原为《国耻——举世瞩目拍卖会上国人的公然欺诈》。

祖宗的江山与打下来的江山

2009-03-09T08:40:00.011+08:00

　　一、“江山”的来历

　　他们制造了一片荒芜，并把这叫做和平。
　　　　　　　　　　　　　　　　　　　　　　——古罗马：塔西佗

　　毛澤東曾把二十世纪中叶“一穷二白”的中國说成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是天大的误会。尽管被列强的入侵和国人的内斗折腾得贫弱不堪，但中國这张纸却早已用血泪和汗水写了几千年，充满鸿篇巨制和信手涂鸦，层层叠叠、密密麻麻，褪不掉、拭不尽。这张纸什么时候曾是“白纸”？回溯到中华文明的始祖轩辕黄帝，也许在他老人家和同时代的先辈们面前铺开的曾经是一张“白纸”，就象乘坐“五月花”号逃难到北美大陆的那帮清教徒一样，面对着一个完全没有传统和秩序的世界，但这是一个无聊的假设和对比。美国的獨立战争如果有另一个结果，由战争英雄们携神圣武威代行宗主国曾经行使的权力，或者为了避免再次沦为别国的附庸，战争伟人要求比过去的宗主国更多更大的权力集中于一己之身（而不是各州代表商议成立一个旨在维护个人權利和自由的联合体的契约），结果又会是一个怎样的美国呢？这个假设比起假设秦始皇主持秦楚韩魏燕赵齐等诸自治地方代表共同创立中华合众国更可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亚非拉广大地区新成立了很多的民族国家，他们的立国史中既有与殖民当局的“獨立战争”，也不乏窝里斗式的“革命内战”，凡战争越多者，战争的结果就更可能是本国统治者远比殖民地总督更残暴，这或许比我上面的假设更有研究价值。

　　《史记》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打了胜仗，“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这是传说中的中國立国的记录，尽管从那时到现在，“中國”二字从来没有成为中國的正式国名，但这个由内战集權、以武力开国的事件是我们在精神上膺服的中华文明史的光辉起点。中华帝国的真正奠基人秦始皇“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通过艰苦卓绝的统一战争创建了大一统的專制国家，确立了天下一统、国家至上、皇权至上的帝制原则，迄两千余年。严格说起来，黄帝应该是“中华第一帝国”（诸侯分封制）的“国父”，秦始皇是“中华第二帝国”（天下一统制）的“国父”，此二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国之君”，而刘邦刘秀杨坚李渊赵匡胤朱元璋和爱新觉罗们，不过是秦始皇的异姓子孙——采用“武装夺取政权”方式的“合法”继位者，“开国”和“亡国”绝对是假的，中國既不是他们所开、也从未灭亡过，仅仅是他们继承大位的方式与一般情况不同而已，而武装夺权的方式在中國的政治传统中是具有完全的“合法性”的，这与黄帝和秦始皇建国的方式一脉相承，商汤放桀、武王伐纣，就已经构成了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实践的开端，从此成为中國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政权更迭模式。

　　黄帝立国之后大权本来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但据说尧、舜、禹三代圣君以“禅让”的方式交接政权（按儒家的说法，受禅让的标准是德才兼备，舜的家族虽五世“皆为庶人”，禹的父亲更是有罪之人，但并不妨碍他们获得权力，禅让从程序上讲则需要各部落首领事前推举和事后拥戴），帝尧之不愿意传位于子是因为“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儿子）一人”，但禅让制度却未能形成强有力的政治传统。治水有功的大禹轻而易举地改变了游戏的规则，禹死后其子夏后帝姒启“遂即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于是选举禅让制又回复到父子血亲相传的嗣子继承制，此后嗣子继承成为牢不可破的正统，只有一次次成功的武装叛乱来中断权力传承的链条，并同时开启新一轮的治乱循环。秦始皇试图确立以他本人的伟大血统万世一系的皇权传承规则，“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但这个规则没有象日本的天皇体制那样确立起来，实际运行的仍然是武力夺权、传于子孙、再夺再传、周而复始、王朝循环的古老规则，即“治”时皇权以父系血亲相传、“乱”时皇权靠武力战胜夺取。

　　以此观之，所谓“中國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句话是不正确的，应该改为“中國人民具有武装叛乱的传统”（在本文中，“叛乱”一词没有贬意）。消灭皇帝是为了当皇帝，中國只有改朝换代而没有真正的革命，看起来是革命，其实是复辟。改朝换代的目的不是建立新的制度，要抛弃的只有一个姓氏和一个国号，要继承的则是帝国的全部，如何取得权力、使用权力、终结权力的规则并不容许有实质的改变。暴力的使用只是要恢复到前朝初年那样的状况，让历史从终点回到起点，然后开始下一个轮回。

　　通过以上简单的历史叙述，我们所揭示的是中國传统的权力“合法性”的两条铁律，事实上它们正是中國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之组成部分。这两条铁律可以这样表述：第一定律，国家不可一日无领导核心，正常情况下，最高权力（皇权）由指定的人（皇帝之子，也可以是兄弟、侄子或其他人）继承，否则为非法；第二定律，按第一定律已经取得合法性的最高权力，可以通过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的方式予以推翻并取而代之，是为合法。毛澤東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对第二定律的最精彩表述。

　　中國的传统只承认“祖宗的江山”和“打下来的江山”，而所谓“祖宗的江山”最初也是打下来的，最终将会被打丢掉（这里的“江山”二字应该是指统治权而不是指土地和人民，因为我们确知，中國这片土地和这群人民由来已久，从来不是任何一支军队的战利品和俘获物）。《汉书》记载，无子嗣的汉哀帝刘欣希望将帝位禅让给他最亲密的人——他的同性恋伙伴董贤，受到大臣严肃的指责：“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为什么天下是高皇帝的天下？因为天下是高皇帝“打下来的”，打天下的皇帝处于一个权力轮回的起点位置上。这就凸显出武力对政权具有本原性的极端重要性。

　　表面上，在儒家的历史观中，“天命”和“民心”对皇朝的统治合法性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帝王“以德配天”和“天命不可违、民心不可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大道理，不然的话也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叛乱一方最初弱小的武力会战胜本来强大无比的国家正规军。林彪关于“两杆子”即“笔杆子”和“枪杆子”的说法更通俗易懂，“笔杆子”们发动以天命和民心为主题的文宣战，臆造出新皇帝的母亲梦中曾与龙蛇神怪交配或吃了鸟卵蛇蛋之类的无稽之谈，或者用相面术（如刘备的奇特相貌和王莽的猥琐长相）、政治歌谣、占卜术和各种异常征兆（天象、符瑞）等伪科学为“天命”张目（最有智慧的中國人也不敢说他不相信天命，最愚蠢的中國人却不一定就真的相信天命），利用人民对旧王朝的愤怒以邀民心。近现代以后关于天命的新的说法有很多种，典型的莫过于“历史必然性”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关于民心的新说法，大约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天可以呈异象、降符瑞，但所谓民心，却没有正常的表达方式，民心向背只能被动地投射到对武装叛乱的态度中，是否吸收到足够多的兵源以逞武功、有足够多的士子归附以增强号召力和建构官僚体制，是民心仅有的体现方式。一次成功的武装叛乱既被看作是天命转移的结果，也被看作是民心转移的结果，所以笔杆子的作用必须通过枪杆子来实现，“以武定天下”者必然上承天命、下得民心，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自有笔杆子们为其歌功颂德，而丢失天下者不必问青红皂白必然可断定他乖天命、失民心，否则何以失天下？

　　二、没有祖宗了怎么办

　　革命是一种以刺刀为后盾的意见。
　　　　　　　　　　　　　　　　　　　——法兰西：拿破仑

　　武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伤敌人，也可以伤自己。在皇位世袭的制度下，军人干预政权交接形同政变，对于权力的正常传承而言，军队的干预是取乱之道。军队是夺权的工具和稳定的保障，但干预政事、拒绝文官政府节制的军队却是最大的乱源，比外戚和宦官的破坏性要大得多。历史上，中國的每一个王朝的初期，都是首先建立军人不干政的体制，在削弱军权的同时树立文官体系的权威，方保江山稳固。武装夺取政权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预防下一次武装夺取政权。汉高祖刘邦鸟尽弓藏、明太祖朱元璋遍杀功臣、汉光武帝刘秀偃武修文、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方法不一，目的一样，就是消灭军事强人，消灭可能的拥兵自重者、以军乱政者，确保军事力量不介入政权运作。相反的情形是，董卓勤王成虎狼之师、朱温救驾便弑君篡位，当政权安危系于军人之身、军事强人成为政治经纪人和实际掌权人的时候，说明国家已陷于变乱之局。

　　治与乱的规则截然不同，改朝换代的规则与承平之世的规则截然不同。以中國之大、人民之众，而能实现长期有效的治理，中國的帝制是创造了奇迹的。在世界的其它地方，大的帝国往往在征伐结束之时帝国也就开始解体，从来没有过象中國这样有巨大权威的皇室（宇宙和人间秩序的顶点、道德和权威的顶点），从来没有过象中國这样几千年屹立不倒的庞大帝国。虽然政权来自于军力，但文官之治才是中國帝制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只有文治系统崩溃之后，武力夺权才作为建立新的文官政治的过渡。

　　但是，辛亥革命使情况发生了变化，权力传承的治式规则弱化、乱式规则强化，祖宗没有了，军人政治的阴影再也挥之不去。辛亥革命是中國历史上最具革命意义的武装叛乱，但作为资产階級革命来讲，辛亥革命基本上是失败的。原因在于它没有完全打破帝制下的权力合法性的两条定律，并且留下了隐性复辟的广阔空间，只需要略微改头换面罢了。

　　第一、说辛亥革命消灭了帝制是不确切的，虽然皇帝这个称号被取消了，但帝制的内核还在，取得权力、行使权力和终结权力的规则还在。在中國的悠久历史中，皇权常常并不真正掌握在拥有“皇帝”尊号的那个人手上，皇帝本人被太后或其他外戚、宦官、权臣架空的时候多不胜数，离我们最近的如慈禧之于同治和光绪帝，远一点的如在伟大的汉朝，西汉长期由外戚掌权，吕雉、霍光、王莽曾经是实际的最高统治者，东汉十八岁以上登基的皇帝只有两个，其他的十二个皇帝都曾经一度或一直在外戚和宦官的掌控之中，只要不搞明目张胆的异姓篡位就不涉及根本体制。所以有不有一个叫做皇帝的人、大权是不是由这个人实际掌握其实也不是帝制的实质，取消了皇帝的头衔并不等于消灭了帝制。帝王式的总统、帝王式的委员长、帝王式的黨魁，能够轻而易举地产生。如果没有民主制度，皇权的幽灵完全可以在别的头衔和近似的体制上借尸还魂。

　　第二、辛亥革命最真实的成就是它确实改变了国家最高权力由爸爸向儿子授权的规则，父子血亲之间权力私相授受已经不被广泛认可，革命的结果是随之就产生出一个“接班人”的问题，因为没有同时建立起民主、宪政、分权、法治的规则，所以辛亥革命造成了“祖宗的江山”这一治式规则的残缺，只剩下“打下来的江山”这一乱式规则。其结果是使每一次正常的权力交接都更缺少合法性、程序性、稳定性，治乱循环的周期被缩短。在近现代史上，除了宋教仁和晚年的蒋经国以外，其他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都没有表现出他们对建立新规则的热情，而恰恰表现出对古老规则的真正服从。以孙中山为例，他对宋教仁的政黨政治和国会政治几乎完全没有兴趣，对把国民黨建设成为合法反对黨不屑一顾，当宋教仁被暗杀、张勋复辟时，他的选择不是宪政渠道而是武装反抗方式，他对建立武装和实施暴力的兴趣之大，比起他对国会、对宪政的信任之小，说明这一个时代的伟大政治家内心所遵从的规则仍然是传统的规则。

　　第三、在辛亥革命以后引发了两个严重后果：血统上的祖宗没有了，最高权力不能由血缘上的儿子合法继承，只好去寻精神上的祖宗，变通为向政治上的下一代接班人传承，如果这种权力交接方式被制度化，它将改革“祖宗的江山”的那种传承方式，但其说服力和稳定性却永远赶不上血缘传承，因为血缘上的儿子永远比政治上的儿子选择范围更小、更忠诚可靠，清康熙帝的儿子再多也比不上中國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之多，因而黨内国中，夺嫡和继位之争就司空见惯，无争议的继位就很难实现，此其后果之一；在别的规则没有取得正统地位之时，武力夺权方式的合法性被大大的加强，要想证明自己是政治上的合格继承人，光用笔杆子说服力显然不够，只能两杆子齐上阵。从孙中山向袁世凯交权开始，北洋政府每一次的权力交接，以及此后国民黨军队的北伐、国共两黨的内战，政权转换都直接依靠武力或间接以武力为后盾，武力夺权的频率加快、和平理性的权力交接更加不能被新的制度所容，此其后果之二。

　　辛亥革命之后，政黨政治、议会政治没有建立起来，军阀政治茁壮成长，用鲜血投票、用子弹选举。政黨而没有自己的军队，必沦为花瓶黨无疑，政黨而以领军为其第一要务，竟成为中國政黨们的最崇高事业。近百年的历史让我们遗憾的地方太多，我们是没有资格责备先贤先烈的，毕竟孙中山和毛澤東都不约而同地从革命的经历中认识到“没有革命的军队便没有革命的一切”，这不仅是苏俄十月革命的启示，更是中國传统的政权转移模式的要求。但军人不是政黨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仆从，它注定还要对“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拥有发言权，国民黨之落入蒋介石之手正在情理之中。我们再也不能回避的问题：军队国家化的道路是我们能回避得了的吗？
　　

　　作者：杨光。

近现代中国政治中的民族主义

2009-03-09T08:36:00.001+08:00

　　“民族主义”是传统的舶来品。近代以前的中國只有国家主义和皇权專制主义，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的“族类”，并非以血统划分，而主要是以皇权覆盖范围为界，哪里的人民奉我华夏天子为至尊，哪里的人民就是我华夏一族；其次也以文化习俗为界，虽尊王纳贡，但如果不服礼教、不谙经史、不从道统，就有夷夏之防，也就有可能被视为“化外之民”。

　　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说我们曾经具有的“民族立场”是怎么回事。第一个例子是，十七世纪在西方白人殖民者到达东南亚之时，华人早已在菲律宾印尼一带站稳了脚跟，并控制了当地的经济活动，华人的人数比白人至少多20倍，但是，华人遭受当地人有组织的定期的集体屠殺和强奸（至今如此），而中國的政府和一般大众则将海外华人视为背祖灭宗的“逆子”，不仅不加保护，而且大加斥责，当了难民还不准回国，这与西方殖民政府武装保护侨民的政策是多么大的反差啊！此例说明中國的“民族”划分是以皇权覆盖范围为界的，越出皇权边界就有汉奸国贼和民族叛徒之嫌；第二个例子是，曾经从中國至中东至俄罗斯直达欧洲腹地的大蒙古帝国，堪称古往今来人类最大的帝国，他们统治中國一个多世纪，这个历史上的第一超级大国本来大可以满足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但蒙古大汗却并未如满族皇帝般受到中國人发自内心的崇敬，只因为他未奉孔孟之道为正统。此例说明所谓“民族”还得看是否皈依礼教传统。

　　今天我们所谓“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正是以皇权覆盖范围为分界的“族类”概念的现代翻版，今日之民族主义也就或多或少脱不了皇权至上国家至上的干系。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意味着把汉民族作为一个基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单元来对待，这在中國还是第一次，虽然所谓“汉族”其实也不是一个恰当的民族分类，但既然革命先驱非要借“民族大义”以建立政纲，也就顾不得许多了。唯有从汉族立场出发，反满革命才具有民族解放的号召力。民族主义意在排满复汉，民权主义意在立宪共和，辛亥革命后孙先生即宣布，民族、民权二主义俱已达到。

　　其实，在中國国界之内，倒历来以政治态度的划分来代替民族种族之分，需要排斥和鎮壓的大多是政治上的相异者，而不是血统上的相异者。各分裂时代大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最终也都溶入了我们的血统和文明之中。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情怀和大唐天子“一视同仁，抚育四海”的姿态是多么的包容啊！“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箴言实乃黄土高坡上的一个小小部落成长为泱泱大国的主要秘诀。大西洋对岸的美利坚之成为一个人才荟萃政通人和之国，主要亦在于其伟大的平等包容性格，有这种国家性格，种族歧视问题才可能通过宪政渠道而不是暴力恐怖去解决；而中东之祸，也实祸起于某些狭隘民族的极端排异性。笔者并非否认民族这一概念的政治社会学上的意义，只是不同意将“民族大义”之类的东西作为政治的原则，更不同意将民族区分作为分配政治权利、经济利益的基本分类来看待。

　　民族主义在極權的国家主义与自由的个人主义之间摇摆。1840年以后，中國的民族主义复兴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一方面有利于古老中國变革为一个前现代的国家，另一方面，我们却不能不遗憾地指出，中國式的民族主义主要还是皇权專制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变种，积极因素少而消极因素多。除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明确地将民族最大利益寄托于“五族共和”，其它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尤其是若干政客所宣扬的民族主义，则或多或少将他们的追求定位在“大一统中央集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唐汉旧梦之上。

　　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是要“扶清灭洋”的，只要能灭掉洋鬼子和信仰耶稣的“二鬼子”，汉人就可以认满人或其他什么人为祖宗，结果是，洋人没被消灭，把八国联军引了进来，中國倒差点被消灭掉了，它的流毒至今尚存。今天的一部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者总是将矛头对准美国，其实美国倒是1840年以后在中國的民族危机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对中國最友善的西方大国。反美的原因似乎很直观，今天的美国在“干涉别国内政”方面是既有愿望又有能力的唯一国家，在“台湾问题”和“人權问题”上与中國大唱反调，而且据说一个“不落后就不挨打”的中國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潜在对手”，当然“可以说不”了。简单的逻辑就是：检验中國之强大与否，判定国家利益之维护与否，全在于是否反对美国。

　　比义和团更恶毒的民族主义是要“荡平台湾”，哪怕“一片焦土”、哪怕核子攻击，据说所谓“民族大义”比两岸同胞的性命要重要得多！这一种的民族主义果真是在追求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吗？非也！说白了，他们不过是要“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不过还是“天子代天巡狩”和“皇权无边界”的老套路！

　　比“解放台湾”的那一派民族主义更狡猾的，则是反对民主自由的民族主义。他们说，如果没有高度集中的权力，没有“天下咸尊”的“共主”，中國将民族分裂、地方割据、疆藏不保、台湾獨立，所以从民族立场出发，中國最好永远獨裁專制，永远对台湾西藏保持高压，永远对自由主义保持打压。他们的口号是“宁要大一统專制的大中國，绝不要民主而分裂的今苏联”，那意思是早就将自由民主与国家分裂划上了等号，于是乎民主自由也就迹近于分裂运动了。

　　在中國的近现代，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被極權主义的国家主义所利用，乃是一件平常之事。大清朝廷的圣母皇太后做过此事，民国之后最显赫的几个政黨也做过此事。终究也就没有什么民族利益，只有黨国利益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举凡国家有难，他们就借机要求独揽大权，威胁一群一帮的爱国青年说：没有我的集中统一领导，国家将成一盘散沙，某某帝国主义某某霸权主义将瓜分中國，中华民族将万劫不复！国家统一，舍我其谁，你不服吗？善良的民族主义者于是也便常常抹着眼泪，心甘情愿地去与專制獨裁同流合污。

　　民国之后，民族主义在中國的政治思潮中一向不是主流，而是附庸，它起到了一个向其它主流思想过渡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清末民初的主流是立宪民主思潮，就连袁世凯也绕不过去这一关。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中國人民愤恨于日本的强权、失望于美国的公理，正彷徨无助之际，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单方面发布了“加拉罕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在中國的全部特权。这纸并不打算兑现的宣言比起巴黎和会的条约来，对中國的民族主义者是多么大的安慰啊！我们不能不说，中國的革命先驱爱屋及乌，将对加拉罕宣言之爱扩张为对以黨治国、階級專政之爱，由师欧法美改为以俄为师，民族主义是其主要的助力。

　　而真正的共產主义是拒绝民族主义的。馬列主義的立场是将階級分类凌驾于民族分类，“亲不亲，階級分”，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全球共產并最终消灭民族和国家，中國自然也在被消灭之列，于是才有了“苏联是中國无产階級的祖国”、“武装保卫苏联”和“一边倒”这样无视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政策。但是，当毛澤東在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國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并且谦虚地将共產黨革命指为1840年以来民族复兴运动的一个分支，中國的民族主义也就得到了象征性的满足。中國终于又统一在一个中央政府的坚强权威之下，虽然这个政府还不是一个民选政府，不是实行宪政统治，但中國毕竟又回复到秦始皇时代以来就保持着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形象。中國的民族主义仿佛又一次“胜利”了。

　　应该承认，任何意义上的民族主义都是有先天缺陷的思想。好的政治应该首先满足平等和公正的要求，此即意味着，在权利与义务面前，在法律面前，某民族与他民族之分是无谓的，个人对国家所拥有的权利和所负担的义务，与民族区分无涉。一个人，一个黨，一个階級，一个种族，一个民族，并不能因为他的血缘或文化传承的不同，更不能因为他的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在一国之内或在国际之间要求凌驾于其他人群的特殊的权利和利益，更不得构成排斥其他血缘和文化的政治理由。

　　如果没有每一个中國人，包括每一个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和每一个海外侨胞的具体的人權和利益，那么，所谓“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实乃虚饰和别有用心。民族之作为一个整体，其整体的利益必然要体现在每个人身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句口号，最终不可能以中國出现一个超级强权的政府来实现，不可能体现在他的国家领导人对内对外的专横霸道之上，而是要体现在每一个民族成员、每一个中國公民、每一个持中國身份证和中國护照的人的自由权利的多寡之上。

　　以巨大的国权装饰虚置的族权，以虚置的族权掩盖缺损的人權，这是民族主义最应阻击的对象。民族主义由極權主义的国家主义转向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乃是民族主义正确的前进方向。
　　

　　作者：杨光。

如何破除山西省长们的宿命

2009-03-09T08:25:00.000+08:00

　　山西省长王君泪洒屯兰矿事故调查会，是最近各类媒体的热点新闻。据南方周末报道，煤炭专家出身、前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王君，自去年9月因“山西襄汾溃坝事故”接替请辞的原省长孟学农而成为山西省长后，无论大会小会，有机会就讲安全生产；他深入矿山调查研究，调研问题细致到包括设备、操作等繁琐层面；出台的相关检查制度，技术细节详细之至；他还组织对山西全省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进行为期12天的专项督查，督查报告后来被全部公开；他发动了一场名为“山西省集中开展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的清查活动；他甚至决定为各市和所有产煤县选配市、县（市、区）长的“安全助理”，他们都是煤矿行业中的安全专家，等等，如山西省府的官员说，“在监管行政手段上，能用的几乎到头了。”然而，恶性事故仍然发生了，王君也在劳累的同时流下了悲伤之泪，不得不代表山西向中央做出深刻检查。媒体称为这是山西省长的宿命。

　　看着王君老泪横流的照片，我有些伤感，但并不同情。因为，王君在山西的一切努力表明，这位专家型的省长只崇尚行政权力，而没有从矿工权利方面进行反思。几年前，我就曾撰文指出，如果要真正减少矿难对矿工生命的危害，就得从矿工权利维护方面着手，让劳动者有能力保护自己。然而，不仅无执政者理睬，而被一些人视为奇谈怪论。今天，为了让王君这些省长们再不流泪和检查，我不妨老调重弹。

　　我们知道，在矿工权利方面是有国际标准可以遵守的。1995年6月22日，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矿山安全与卫生公约》就规定，从事矿业生产的工人应拥有下列权利：向雇主和主管机关报告事故、险情和危害；在有理由关心安全与卫生状况时，要求并得到雇主和主管机关的监察和调查；了解和被告知可能影响他们安全与卫生的工作场所中的危害；获取由雇主或主管机关掌握的与他们的安全或卫生有关的资料；在经合理判断可能发生对他们的安全或卫生造成严重危险的情况下，从矿山的任何地点自行撤离；集体选举安全与卫生代表。

　　这是国际劳工组织以社会公正为基础制定的国际劳工标准。毫无疑问，这种以工人生命安全为本的标准，对于保障矿工在工作时免受生命之险是十分重要的。作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国际组织的正式文本，这些标准是人类对劳动保障的一种宣示，集中体现了政府、雇主和劳工等各方面的共同智慧和意志。在这些标准中，最为核心的价值在于把工人当成了与政府和雇主平等的主体，让劳动者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此，国际劳工组织还特别强调工人集体谈判能力，认为劳工的权利需要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劳工组织和工人代表来维护。上述公约就列出专门条款规定“安全与卫生代表”应拥有包括“参与雇主和主管机关在工作场所进行的监察和调查”、“监视和调查安全与卫生事务”等方面的权利。

　　中國是承认和遵守这些以保障工人生命权为核心内容的国际劳工标准的。然而，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似乎并没有把这些标准当成必须遵守的规则，自然也就不会把工人在保障安全和卫生方面的权利作为一项重要的不可侵犯的原则。那些黑心的矿主，为了获得超额利润，不会投资去改善关系到工人生命安全的生产条件；那些肩负监督之责的个别政府官员，为了寻租获利，对关系到工人生命安全的事故隐患就视而不见；而我们矿工呢，由于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就成了没有维权能力的弱势人群，即使他们发现了危险的存在，也没有能力促使矿主进行必要的改进，甚至还被逼写下“生死合同”。

　　可见，在当下的中國，矿工要通过正当的权利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这不仅需要社会承认并遵循国际劳工标准，而且还要为实施这些标准制定符合中國实际情况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有许多，最为重要的则是让工人有自己的利益组织。

　　然而，在目前的主流意识和地方当政者的决策理念中，如何最大限度控制社会组织资源一直被视为最为重要的工作方向。为此，他们把一切试图实现群体利益组织化的行为视为不正常，甚至定性为犯罪行为。在我看来，利益组织化对于社会稳定来说是把双刃剑。对目前的中國而言，让工人有自己的利益组织不仅是工人的基本权利问题，而且对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是有益的。因为，工人有能力主张自己的基本权利，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处于强势的资本所有者和公共权力掌握者对工人的侵权行为，使社会处于相对均势。而如果我们不许可工人具有集体谈判的能力，而把工人的命运交给那些只为获得最大化利润的工矿主及个别进行权钱交易的腐败官员，那就会有更多的工人在矿难或其它危险的工作中失去生命。

　　正是基于这些理由，我认为，中國要真正扼制住矿难，就要让工人有能力对黑心矿主和追求政绩的矿长书记们说不！对进行权钱交易的官僚说不！

　　作者：于建嵘，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09年2月28日中國观察之于建嵘专栏。

假烟，假酒，假大师

2009-03-09T08:21:00.002+08:00

　　假货漫地，假烟，假酒，假奶粉，假车票……，还有假文凭，大概凡是能买到的商品，有价值的证件，牌照，都有人造假的。买假的人，有吃人蒙的，也有买来为了蒙人的。人也有假的，所谓的假，是身份的假，假冒，假充，以次充好，冒名顶替。曾经有人冒充孙中山，前一阵还有人冒充李烈钧出来骗钱，这样的假冒，胆子虽然大，但多少还是有点知识含量的，至少得知道点历史。最没有文化的假冒，是伪装高干子弟或者领导秘书（熟人），但却长盛不衰，到现在也没看出有偃旗息鼓的意思。

　　当然，这样的假冒，都是市井之辈的买卖，一旦败露就要坐牢的，所以，文化界和学界中人，非到万不得已，不做这样有风险的事，他们造大师。

　　大师是文化界顶尖的人物，不是像经常含泪的某名流说的那样，大师是比老师低一层次的称谓，老师算个甚？贵州山区的小学老师，一天挣一斤包谷，还有拖欠的，在北京文艺圈里，初来乍到的年轻人，逮谁管谁叫老师，连拉幕的大爷都不落下。一说大师，文学界一般是鲁、郭、茅、巴，电影界则赵丹、金山，京剧则四大名旦，南麒北马，学界则陈寅恪、王国维、钱穆、陈垣。高山仰止，高不可攀。

　　可惜，这些人都没了，后面的人不甘寂寞，要造些大师出来。造大师的方式有三，一是自造，二是他造，三是自造和他造结合，联合产生。当今之世，自造者最众，小有成就，出过几本书，露过几回脸，混个小半熟，就自我膨胀，到处吹自家是大师，全不顾听的人受得了受不了。一位海外学者跟我讲，对这样的人，应该同情，因为人家有病。没错，有病，所以这种自造的大师，一般都出厂滞销，没人认账，因此最多只能算大师的小半成品。他造者，多半是本人并不如此热衷名利，但是周围人却死活要将之推出去卖掉，大家起哄造声势，最后逼得本人不认也得认。这样造的大师，能出厂，也能卖掉，唯一遗憾的是原材料不好找，因为这样能推出来的人，一要有资历，二要有点学问，三年齿要长，随便拉一个人出来，大概是造不成的。联合制造，最近很时髦，刚刚李辉先生质疑的文怀沙老先生，大概算是一位联合制造的大师。

　　一位老人家，岁数大了，又有点阅历（不管怎么说，早年在大单位混过，见过些名人，经过些事儿），好吹吹牛皮，周围人如果当故事来听，也就罢了，无伤大雅。这样的人和事，哪儿没有呢？鄙人孤陋寡闻，却也见过几位，听听故事，哪怕是根本不着边的故事，挺好，挺有趣。可是，偏偏这个文怀沙，命好，赶上好事者热心炒作，于是报纸、电视，纷纷扰扰，老先生唐装挺刮，美髯飘飘，大话炎炎，加上不失风骚，诺大岁数，居然敢说就喜欢十八岁的美女，从哪儿看都活脱脱一个文化大师。于是，一顶又一顶的大师帽子来了，老人家吹什么，媒体（据说还有众弟子）就给戴什么，什么楚辞研究大师，红学大师，金石学大师，中医大师……眼见得，老人家头上的帽子还在往上叠，远远望去，跟纹革时斗争人戴的高帽子一样。

　　造假都是为了图利，假烟假酒如此，假大师也是如此。自吹自造自我满足，当然无所谓，但是造出来在公共世界蒙人，性质就变了，如果因此而进入商业领域，打着大师的招牌牟利，那么跟欺诈也没什么两样了。尽管假烟假酒有工商局管着，而我们的假大师没人管，但打假还是必要的。道理很简单，作为人的世界，怎么说也还需要点的真的东西，不能什么都是假的。自家喜欢吹牛，关起门来，跟自己家人吹，跟自己弟子吹，只要他们听着欢喜，怎么都行，但是，出了门，吹到了媒体上，就成了公共事件，乱吹，不行，公共媒体，不能给假货做广告。

　　作者：张鸣。

五百炮弹，打翻商船，维护主权，击沉人权！

2009-03-09T08:15:00.003+08:00

　　那艘中國商船被500发炮弹击沉，我很悲愤！

　　俄国炮舰连发500多炮，击沉一艘据说违法了的商船，这艘商船虽然挂一小国国旗，但船长和船员都是以中國人为主（在国际上，一般认为这种就是中國船，只是为了方便而挂其他国家国旗）。我现在先假设这艘中國商船严重违犯了俄罗斯法律，我甚至也自我假设这艘船上走私的是比毒大米更严重的军火，还假设这艘商船不听指挥一个劲地想逃跑，在这样假设之后，大家也都许得出这样结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论是从俄罗斯法律还是国际法，它都有权开炮阻止“走私船”逃脱。那艘中國的商船侵犯了俄罗斯主权。

　　下面我给没有军事经验的朋友描绘一个场景：中國那只商船除非是经过严格改装的军事船只，否则，无论从他的吨位和船体设计上看，它都不可能逃过目前任何一艘俄罗斯军用和警用舰艇，更不用说能连续发500多发炮弹的军舰。这就是说，俄罗斯完全可以出动当时在场的船只拦截这艘商船，截停它后带回去扣留、检查、起诉，但它选择了开炮……

　　允许我再描绘一个场景：一艘军舰连续开了500发炮弹射击一艘商船，就算俄罗斯是目前世界上军事实力最低的国家，大家也知道，用军舰打商船，几乎是高射炮打蚊子，那是一个猫抓老鼠的游戏——只是我们这里说的老鼠是我们的中國同胞而已！

　　让我们设身处地：中國同胞在听到第一发炮弹的时候一定后悔了，但随后又有一百发炮弹、两百发炮弹、三百发炮弹……这个时候他们一定像受惊的老鼠一样四处躲猫猫，而在三百发炮弹的袭击下，那艘船要就是受到了重创，要就是没有人驾驶了，也就是说那艘船停了下来。

　　船上的那些中國“老鼠”一定很后悔，等着俄国人来抓他们，但俄国人没有来，来的继续是他们的炮弹，把那艘中國的商船当成靶子，一炮一炮的慢慢玩，那些开炮者可能还想象着船上的“老鼠”如何惊慌失措，从而很开心。他们一直发了五百多发炮弹，直到一艘大船被打得底朝天……

　　我很悲伤！很久没有写我老本行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了，今天却想写几句，可是我也知道“外交无小事”，而且我又不想惹起民族主义情绪，更不想干涉俄罗斯“主权”，所以，我想换个角度写，我想谈谈在国际关系中，除了起主要支配作用的“利益”之外，普世价值所扮演的角色。我想谈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了强调“主权”之外，国际社会更加强调的是“人權”。在这里，主权是俄罗斯的，而人權是我们那几个象老鼠一样被他们灭掉了中國同胞！

　　普世价值在残忍的两次世界大战后逐步确立

　　支配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我想，没有必要花时间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没有人会否认答案只有一个：利益，或者你加上两个字：国家利益。我从事国际关系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多少年，死记硬背了无数个国际关系理论和案例，到后来得出的结论也是这同一个答案。

　　可是，除了这个主要的因素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其他的因素，例如国家主权、国际法什么的，但仍然没有脱离国家利益的范围。有没有其他的超越了一国主权和利益的东西？或者说，如果只是利益在支配着国与国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情况？

　　上个世纪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次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我们重温一下现代国际关系历史，你会惊讶的发现，这就是一部各国在利益博弈中讨价还价，在国际舞台上为本国利益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历史。或者你看一下这种历史的浓缩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段历史。看一下英国人多么聪明地绥靖了德国，看一下美国人多么潇洒地置身在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战争之外，看一下俄国人多么明智地和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从而保护了自己的主权完整等等，你会想，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真他妈的聪明，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关系中，都能够为自己的国家找到最大利益和最和平的环境。

　　可是二战还是打响了，而且随着科技进步、武器的发展以及国家私欲的膨胀，这次战争的残忍程度竟然超过了历史上所有战争的总和。

　　这场战争带给了人类什么样的思考？瓜分战败者？胜利者更加疯狂地扩充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下一场战争作准备？也许，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思考，当时的国家都在思考：人类为什么会如此残忍？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会不会有一天因为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摧毁整个地球？我们这些国家难道除了各自的利益之外，就没有共同的东西？我们都有各自不同的主权，但是否有超越主权的共同的人權存在？有没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能够防止我们的私欲无限膨胀，防止我们对自己的国民和其他的国民作出残暴的事？

　　联合国成立后，《国际人權公约》（包括《世界人權宣言》）应运而生。这是人类第一次共同探索普遍适用于各国的价值观。这个不是关于战争和国家利益的，甚至并不是大谈特谈主权，而是关于人權的。为什么？

　　因为当时全世界几乎都充分认识到：如果法西斯德国在它国境内残忍地杀害自己的同胞犹太人，那么它侵犯波兰后也一样会残忍地杀害波兰的犹太人和波兰人，而如果它能够残忍地杀害波兰人，那么，只要它有能力，他一定会屠殺俄国人、法国人，以及轰炸英国平民！

　　还有美国，当日本人在中國大陆烧杀奸掠的时候，它以为自己可以在太平洋那边独善其身，等到珍珠港事件后，它已经死伤了成百上千的官兵。

　　世界都看到了，如其说这些侵略国是在以武力追求国家利益，侵犯他国主权，不如说他们在用武力侵犯一个又一个个体生命的人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逐渐为各个国家所接受的普世价值观产生并迅速蔓延，这得归功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但更应该归功于战争的残忍。

　　美国与伊拉克：利益和普世价值观

　　我想拿一个非常敏感也很难分析的例子来说明利益和普世价值观这两大因素在当今国际关系中错综复杂的关系。

　　美国侵略伊拉克，我们即便认为当时布什的情报确实出了差错，他们确实认为萨达姆有大规模性杀伤武器而侵占了伊拉克，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把美国说得非常高尚，就不是出于国家利益呢？

　　当然不是，因为朝鲜不但不隐瞒大规模性杀伤武器，而且整天威胁美国，可美国为什么不打它？因为除了中國的因素，朝鲜的战略位置对美国没有什么重要，而且，以朝鲜的科技能力，即使有了核子弹头，真要发展洲际导弹以携带弹头达到美国本土，至少也得20年，不但美国，可能全世界都相信这个国家垮台的速度比它制造洲际导弹的速度要快。再说，朝鲜有石油吗？伊拉克所处的中东可是美国这个巨大引擎耐以运转的，如果真拿下了伊拉克，对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善莫大焉。

　　当然我这些分析是忽视了其他一些因素，例如反恐的要求，可即便考虑进去，反恐也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这就是国家利益。然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以美国的军力，它迅速攻占伊拉克，战争结束了，美国胜利了。但后来又如何？大家看这几年来，美国在伊拉克泥足深陷，特别是伊拉克那些伪装成平民的恐怖分子，隔三岔五的袭击美国军人，结果造成了奇特的现象：美国所有伤亡几乎都是在他们打赢了那场战争后，裹着年轻尸体的袋子每个月都源源不断地运回美国，最终不但让美国人的神经崩溃，也让布什总统灰溜溜地下台。

　　那么，美国真的无法打赢这场战争？或者说一个可以在短时间内攻占一个国家的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难道连几个恐怖分子都对付不了？为什么？大家想了没有？如果你没有想通，那么你最好回忆一下当年和我们人口相差那么悬殊的日本军人怎么会用几十万人就把大半个中國征服得服服贴贴？屠殺，三光政策，强奸妇女再把她们用刺刀刺死，还有几乎每一个中國老人都记得的故事：我们的游击队员以偷袭的方式杀死一个日本人，结果日本人不分老幼，把你整个村子的人都灭掉！

　　美国为什么不用这种方法？如果它要用，请问，就算有十个伊拉克能不服服贴贴？你杀了我的军人，我作为占领军多杀你几个，或者就算把你所有拥有一些恐怖分子特征的人都杀掉，活埋，天会塌下来吗？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敢站出来向美国宣战？

　　还有，美国为什么一直承诺在伊拉克搞民主？为什么不直接扶植一个傀儡，或者干脆派遣一位美国人当伊拉克总统？把美国搞成沙特阿拉伯那样的君主国，有什么不行？

　　我想如果真这样做，绝对百分之百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士兵的尸体也会大幅度减少。但美国却没有这样做，而且，迄今为止，除了误伤平民之外，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美国人在伊拉克有意屠殺平民作为威慑。什么样的国家，在自己的四千多位士兵被冒充平民的恐怖分子杀死后，却一直自律，没有使用更加恐怖的报复手段？

　　普世价值，那种已经被二战后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都认可了的《人權宣言》中的普适价值。这种普世价值在处理国际关系是并不都能超越国家利益，但却绝对以各种方式方法限制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其核心的价值观如人道和人權，在很多时候超越了主权的限制。如果时间推移回去，你也许不能阻止希特勒德国侵略欧洲，但你可以阻止希特勒屠殺犹太人。

　　美国出于国家利益攻打伊拉克，它找的情报借口让我很鄙视，但它推翻了本身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萨达姆（他带给伊拉克人民的伤害超过囤积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能做到的），让我暗中高兴，但这些都说不上让我尊重美国。

　　我尊重美国，是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且不说俄国人占领东三省时的所作所为，以及日本人侵占我国领土时那段惨痛的历史，纵观上下五千年，我没有看到一个武力如此雄厚的占领国，竟然让自己的士兵被占领国装扮成平民的恐怖分子杀死超过4000人，而一直没有对伊拉克平民做任何报复。美国人没有打赢伊拉克战争，但他们试图用士兵的尸体打赢一场意义更加深远的战争：人權的战争。仅仅从这一点来说，美国虽然还没有赢，但从来不把自己人民的权力当回事的萨达姆永远输了！

　　普世价值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让我们把画面再拉回到太平洋上，但暂时不要拉回到被500发炮弹击沉的中國商船那里，让我们把画面拉到太平洋另外一边。

　　曾几何时，来自中國大陆的偷渡和走私船只接二连三地非法进入美国海域，美国海岸巡防队受命驱逐，但是，从头到尾，我们没有看到美国军舰开炮，如果他们开炮了，即使不击沉那些船只，也许来自中國的偷渡船会知难而退，从而让美国人松一大口气。要知道，这些偷渡到美国的中國人素质之低，几乎在中國的大城市都没有资格申请到户口，但到了美国，却过一段时间都获得了绿卡，成为美国公民。

　　我记得有一次好像美国执法船碰翻了一个偷渡船，造成了人员伤亡，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那些幸免的偷渡客立即被引上岸，送到各个家庭，被妥善照顾起来，美国民众也开始了对美国执法队伍的连串责难。

　　大家知道，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美国和中國这两个国家一直磕磕碰碰的，而且还发生了美国（误）炸毁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中美之间的关系常常引起民众的愤怒。

　　与此相反的是俄罗斯却和中國的关系一直很和睦，很多时候大有互相联合共同抗击美国的劲头。虽然从历史上来说，俄罗斯对中國造成的伤害，要十数倍大于美国对中國的伤害，但中國的民众几乎没有一次对俄罗斯产生民族主义情绪。这实在是有些诡异，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我们进一步看一下生活在两个国家的华人华侨，那就更有了天壤之别。大家知道，俄罗斯多方刁难住在俄罗斯的华人，给他们做生意设置了种种限制和障碍，歧视中國人。而在美国，融入那里的几百万华人华侨不但享有完全一样的权力，而且由于华人的勤奋，平均生活水平还高于其他一些族群。

　　造成这些区别的是什么？显然并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一种价值观，我们可以说这种价值观本来就存在于一些国家和民族之中，但在几次残酷的战争之后，这种价值观也从几个民族、一些国家逐渐扩及到世界各地，得到广泛认同的同时，也渐渐成为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价值和道德准则。

　　中國应该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兼顾利益与普世价值，重视主权和人權

　　去年一年由于很多年轻的网友对我有些过激的文字或爱国方式的误会，多次喊我“汉奸”。不过喊过多次之后，我对这个词都有些亲切了。后来一位朋友突然慎重其事地问我，老杨，你在什么情况下真会变成汉奸？

　　我本能的反应是马上摇头，想说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但我头脑里“嗡”地一下之后，却说，在我的祖国强大到侵略他国，并对他国的平民实行烧杀奸淫的时候，我一定会当一名“汉奸”，我会第一个反对我的国家。

　　那“嗡”的一声是我想到了日本侵占中國的时候，我曾经有很长时间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但后来因为几个日本人让我对整个日本改观。几位日本人，有的是老兵，有的是普通中年人，他们以各种方式揭露日本战时对中國人犯的罪，有的到中國南京大屠殺现场下跪。那一刻，我对他们充满了尊重，日本应该因为他们而自豪。

　　中國是否会强大，也许还太遥远，而且，我相信强大的中國也不会对任何国家和民族犯下以前其他民族和国家施加于她身上的滔天大罪。但我知道，作为世界上有最大的侨民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人口大国，我们本应该是第一个拥抱人權的国家，也是最应该关注那些以主权的名义侵犯人權的事例。这才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国为本，或者以政府为本。

　　在国际交往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在需要利益和普世价值之间作评估和选择的时候，在主权和人權之间思考的时候。例如，很多半生不熟的国际问题专家认为朝鲜的存在符合中國的国家利益，认为美国染指朝鲜是对中國的威胁，于是在这种国家利益和主权观念之下，我们很多时候无视发生在朝鲜的侵犯人權和违反人道的残忍的事。

　　实际上，与朝鲜这种国家的交往，本身已经在腐蚀我们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价值观，而且，和以前的越南一样，我们凭什么相信一个连自己的人民都不当回事的政权，会在关键时刻知恩图报地维护中國人的国家利益？

　　再例如，此时此刻，就在中國和俄国需要共渡经济危机，在两国刚刚签署了那么大经济合约的时候，却出现了俄国军舰炮轰我商船，把中國人当老鼠，视中國人生命如儿戏的事件。我们怎么办？为了我们国家利益，忍气吞声？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我看了一些评论，发现大多评论家很理智地认为不要因为这件插曲和小事影响中俄之间的友好关系，很显然中俄之间的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利益的。也许我们真的不希望得罪那个时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抗衡的俄罗斯，也许我们需要购买他们的武器以提升自己的军力，也许刚刚签定的合同对中國度过经济危机事关重要，也许这件事中牵涉的国家利益非同小可，也许过分反应就等同于干涉了俄罗斯主权，然而，如果我们在处理这件危机事件中，只考虑国家利益和主权，而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两国交往中的一些必须尊重的普世价值特别是对人權的尊重。

　　如果是那样，我有理由担心，在今后不久的将来，吞下苦果的仍然是我们自己，这个地球上对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的伤害的仍然是来自北方的威胁，最终有可能损害中國国家利益的正是那些我们今天为了“国家利益”而姑息养奸的国家和政权。

　　我想，对于一个弱小的国家，遵守国际规则，崇尚国际交往中的普世价值，是保护他们自己根本无力保护的国家利益的最好办法；而对于一个强大的或者正在崛起的国家，遵守国际规则、尊崇交往中各国都接受的人權和人道的普世价值，是让自己得到尊重从而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途径。

　　500发炮弹，击翻的是商船，提升的是主权，打沉的是人權——俄罗斯的主权和中國人的人權。

　　作者：杨恒均。

趙紫陽——盖棺未能定论

2009-02-22T18:49:00.012+08:00

　　去年这个时候我写了一篇短文《思念趙紫陽》。我说过，我很不喜欢他，不想写他。但是我今天很想他，所以我今天很想写他。我曾经不但不喜欢他，我曾经很怨恨他，因为他主政广东省时，把广东搞得一穷二白，他主政广东“黨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害我好不容易才摆脱苦难的农村到了城市，而又被强硬地下放到农村。后来我认识到那不是他的错，是制度的错。一年来我在思考，其实制度没有对错之分，更没有好坏之分，制度只有合理或不合理。

　　到底谁是改革的“设计师”？

　　趙紫陽逝世四周年了，我一直在思考：“趙紫陽——盖棺未能定论”之第一个“未能定论”：到底谁是改革的“设计师”？

　　趙紫陽（生于1919年10月17日，卒于2005年1月17日），原名赵修业，80年代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80年至1987年）、中共中央總書記（1987年至1989年）。在任期间，是黨内改革派的重要领袖之一，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并提出进行政治改革，打击腐败，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鄧小平的接班人。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趙紫陽作出了许多同情学生的言行，而招致以鄧小平为首的北京元老们的不满，被免去黨内外一切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15年的余生，于2005年1月17日逝世。

　　由于趙紫陽在“六四”事件中的立场与态度，以及他在事后面对黨内声讨时坚持己见为自己辩护，中國官方对于趙紫陽的评价直至其逝世后仍然以“六四”的“错误”为重点。但是他注重经济发展、同情民主主张、反对集權鎮壓等言行，却在中國民间以及大陆以外获得了大量的支持，成为现代中國大陆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1989年5月17日，趙紫陽会见前苏联共產黨總書記戈尔巴乔夫时说，学生把很多事情看得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黨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黨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趙紫陽甚至在电视报道上说：“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

　　5月19日，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溫家寶的陪同下，趙紫陽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門广场对学生发表了感情激动的谈话：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黨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國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黨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说完趙紫陽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趙紫陽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趙紫陽签字。这是趙紫陽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是有关文革后北京高层政治斗争内幕最有资料价值的一本书之一。杨继绳说，在“六四”之前鄧小平对趙紫陽是很信任的。1989年春节，鄧小平、李鵬等在上海，上海市委领导人（当时江澤民任市委书记，市长是朱镕基）向邓反映了趙紫陽不少问题，但鄧小平当场明确表态，“不能倒赵”。而邓回北京后不久即向赵提出要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赵，自己完全退下来。杨继绳说：“如果没有“六四”，趙紫陽将会成为真正掌握权力的黨和国家一把手。”

　　趙紫陽对杨继绳说，鄧小平与胡耀邦在政治上的分歧有几年的发展过程，而他和鄧小平关系破裂则纯为“六四”事件而起，他同情学生，鄧小平主张鎮壓，两人严重分歧，其中陈希同、李鵬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

　　胡耀邦逝世引发學潮，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趙紫陽提出三项处理意见：一、劝导学生复课；二、对学生要疏导，展开对话；三、避免流血，如有打砸抢违法行为，依法惩处。当时赵向鄧小平汇报，邓表示同意趙紫陽这一温和的对策。四月二十三日趙紫陽访问北韩，向李鵬交代了这三条意见，但赵一走，李鵬二十四日晚主持常委会，听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汇报学运形势，说得很严重，谎报军情。趙紫陽说：“李锡铭比较老实，就是保守传统，陈希同比较鬼。”这次常委会把學潮定性为“少数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斗争。”赵认为这个定性“李锡铭、陈希同、李鵬是始作俑者，万里上了当。”

　　鄧小平在“四二五”讲话中，将學潮定性为“動亂”，《人民日报》发表了以此为基调的“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動亂》。

　　关于对“分裂黨”的错误性质问题，趙紫陽显然是不同意的。他说：“我是黨的總書記，我为什么要分裂黨呢？这是我想不通的地方。作为我个人，我坚决服从黨的纪律，既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又要服从黨的原则和组织纪律，不做不利于黨的事业的任何事情，这是我始终的态度。”

　　趙紫陽认为，领导人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监督，没有这种制约和监督就没有正常的国家生活。如果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到了黨不黨、国不国、政不政的地步和环境，就是国家的灾难了，这绝不是什么好事。

　　趙紫陽和鄧小平的初次相识是在1945年。当时，鄧小平是他的上级的上级——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最初，鄧小平知道这位趙紫陽完全是因为知道了他的政绩——土改工作的卓尔不凡。等到见面以后，鄧小平听说这位比自己年轻15岁的地委书记对农村工作了如指掌时，非常兴奋，他对身边的人说：“将来我们解放了，像小赵这样的同志都是黨的宝贝啊！”鄧小平称趙紫陽为“宝贝”，这是他赏识赵的开始。

　　在鄧小平二次复出以后，趙紫陽紧紧追随其后，虽然他在广东只干了一年。1976年，鄧小平再度被打倒，趙紫陽在北京被张春桥点名批判。

　　鄧小平1977年复出以后，集中火力抓经济和思想领域的工作，趙紫陽在四川果然不负重望，1977年、1978年两年间，四川粮食增产100亿斤，以致于百姓流传：要吃粮，找紫阳。

　　新华社在2005年1月29日发表关于趙紫陽遗体火化的消息时，这样评价趙紫陽：“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设时期，趙紫陽同志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趙紫陽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黨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趙紫陽同志犯了严重错误。”

　　与此同时，美国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赞扬趙紫陽不仅在困难时期捍卫个人信念，作出巨大牺牲，具有道德勇气，而且协助中國经济转型，并通过贸易和投资，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联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则说，人们记得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趙紫陽直接走到群众前，聆听他们的意见，并与他们讨论民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求。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推选趙紫陽为“亚洲英雄”人物。

　　改革的力量由下而上，并不存在什么“设计师”，人无法设计改革，人可以设计制度。中國的改革开放至少有三次“逼迫”。

　　第一次“逼迫”。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鄧小平和夫人卓琳出访美国。当鄧小平在休斯敦观看马术竞技表演时向观众招手致意时，他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搞“社會主義”不能这么搞，不然会落后美国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之后鄧小平回国，下定决心“摸石头过河”。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建立深圳经济特区，1981年3月，中央决定由正在中央黨校学习的中共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当年深圳是开放的前沿地，也是改革的试验场。

　　第二次“逼迫”。1987年蒋经国宣布开放台湾民众前往大陆探视、奔丧，并出台解除报禁、黨禁等政策，北京高层极端被动，他们再次想到同一个问题：我们搞“社會主義”不能这么搞，不然会落后台湾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于是北京高层更加大胆地“摸石头过河”：至少让海南岛不要落后台湾太远（1949年海南岛和台湾岛的情况差不多）。因此北京高层决定成立中國最大的特区——海南经济特区。北京高层给梁湘一个任务：去海南作调研，提出加快开发海南的意见。梁湘兴奋地在海南考察一周，就如何加速开发海南的问题给王震写了报告。王震将报告分送鄧小平和趙紫陽。中央决定，海南建省，并由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许士杰出任海南省委书记，梁湘任省长。

　　“六四”事件刚过去，许士杰和梁湘奉时任总理的李鵬之召去北京汇报洋浦开发方案。不料，翌晨梁湘被隔离审查，主要问题是：一说梁湘在“六四事件”向中央发电支持学生，支持趙紫陽；一说洋浦开发计划“丧权卖国”。后来梁湘终于病倒，海南这个最大的“特区”也由此倒下。

　　第三次“逼迫”。“六四”事件后“左右相互争斗”，北京高层第三次想到同一个问题：我们搞“社會主義”不能这么搞，不然会落后世界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1992年春天，鄧小平逼迫再度“出山”，南巡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

　　“趙紫陽——盖棺未能定论”之第二个“未能定论”：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

　　趙紫陽没有错，制度也没有错，还是我错了，因为我发现，制度没有好坏之分，更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合理或不合理之分。

　　三十年前中國为什么要改革，因为当时的中國制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國人觉得不合理，无法接受。

　　鄧小平、趙紫陽倡导改革有功劳，但是，改革的力量来自民间，来自农民。我当时就是生活在很贫困的人民公社，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种地的人没有粮食，没有饭吃？当时的农民个个都像我一样饥饿，安徽省凤阳县的农民冒死摁下血手印，坚决要打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包产到户。这就是改革的力量。包产到户救活了中國农民，也救活了中國农村和中國农业。

　　像民主不是好东西一样，制度也不是好东西，没有一种制度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乐意接受的。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是否合理？如何做到合理？如果你的制度只有百分之四十九（或以下）的人能接受，那么就不合理，可能你就要用武力（比如军管）才能维持；如果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人都能接受的制度，可以说是可行的制度，当然能接受的程度越高越好。如果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都能接受，应该算是比较合理的制度。

　　你想制度合理或比较合理，那么制度的接受者（被管理者）的权益的代表必须是从下而上，每个板块的代表（代言人）必须以民意为基础，绝对不是高高在上的“三个代表”。

　　在卡夫卡的《在法律门前》一书中，那个农村来的男人走上去，怎么请求也无法进入法律之门。我就联想到中國的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等）对于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来说，好像是个玻璃房，里面的制度是什么都可以看见，但就是进不去。

　　国内很多学者比较悲观，说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悲观有悲观的道理，因为中國现行的很多制度，太不合理，限制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的权利，导致这些人贫困。这种悲观至少说明一个道理，不合理的制度只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中國最著名的乡黨委书记”李昌平说：“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为什么要占有？农村的电力、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的电力、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力和电话为什么要比乡村便宜？中國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什么不覆盖农民？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农民为什么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就不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为什么不谈农民？劳动法保护的是城里的工人，失业保障为什么与农民工没有关系？……”

　　人类社会制度是否合理，最根本的是看你私有财产的保障，而土地的私有又是私有财产保障最大的根本。关于“土地流转”，我问国内很多学者和平民，没有一个人能讲得清楚，说明你就是玻璃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改革初期可能是对的，但是你把当成“永久真理”就是永久制造不合理。杜绝“土地流转”的不合理制度，首先就要引进不是最坏的“权力流转”。

　　还是不能定论。如果扭曲的制度使人的行为也趋向扭曲，那么，生活于不合理制度之下的人有没有可能进行变革，变革的力量在哪里？悲观的“改革找死论”的悲观在于：不合理的制度必然造就一些依附它的极少数既得利益者，他们当然反对损害自己利益的改革。

　　作者：谢盛友。

　　注：此文系一位旅居海外的华人所写，虽经问道反复修订调整，其观点仍显偏颇，请读者注意甄别。

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

2009-02-22T17:26:00.001+08:00

　　称赞中國改革的人认为中國改革“无与伦比”，批评中國改革的人则有很多比较，例如有人认为中國改革会陷入“拉美化的困境”。但前些时候拉美研究所的副所长就写了文章说，中國“拉美化”是个伪问题。所谓“拉美化”，指的是新自由主义，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工。可是中國到拉美投资的企业发现一个相反的现象，拉美的劳工非常厉害，中资企业到拉美连续遇到七年工潮，中國报刊的标题说中资公司“坠入工会陷阱”，陷入“血色黄昏”。我常说，中资到了海外，就知道什么是“咱们工人有力量”。

　　中國改革与拉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例如，人们往往说到拉美有贫民窟，但这恰好是中國最不“拉美”的地方——中國动不动就把贫民撵出城市，这在拉美是绝对没有的。我倒觉得，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跟中國体制差不多，那就是南非。

　　改革30年来我们经济的发展在亚洲最快，而南非经济的发展在很长时期内（恰好也是30年左右）也是非洲最快，一战时还制造业很不发达。但在民主化前夕，南非成了非洲唯一的工业化国家。

　　南非的经济起飞，与低人權有关。南非是白人统治，但南非的白人大多是布尔人，自称非洲土著，以反殖民自豪。他们对黑人是最不好的。国际社会批评他们，他们自认为有民族自主的正当性，他们欺压黑人都是内政，是对国际干预的抵制。当时的南非主要是国有经济，本不可能有什么经济奇迹的，但是南非政治上是布尔人控制，经济上却是英语白人控制，是英联邦一员，搭上了全球化这班车，成功地融入了国际市场，有很强竞争力，竞争力来源于低人權优势，用对黑人最苛刻的做法形成有利于投资的环境。

　　中國的市场竞争力，来源于中國的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權。中國如果不搞全球化，就相当于朝鲜，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如果不是低人權，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东欧国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奇迹——全球化和低人權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了奇迹。中國经济奇迹的终极因素，就是两个——“圈地运动”和“农民工”——如果没有这两条，就无法想像爆炸性的城市化和世界工厂地位。

　　1911年前南非对黑人劳动力是征发他们作苦工，1911年之后变成打工挣钱，可以流动，进城打工，但决不允许他们进城定居，实行排斥黑人的“白人城市化”，在大城市中是看不到黑人的贫民区。种族隔离时代，城市很漂亮，治安也很好，比欧洲都好，没有像纽约哈莱姆区那样的地方，而现在南非的城市治安之差，是全世界闻名的。

　　南非黑人在城里打工，黑人家庭安置在城外的隔离型贫民区；中國也差不多，让农民在城里打工，但农民没法在城里安家，中國的办法主要是把他们安置在单身的集体宿舍。

　　这种举措就产生了一种身份证制度——南非叫通行证，中國叫暂住证，两国有个共同的景观，就是大批的城管在街上巡查，可以将没有暂住证的人抓走。南非1984年有16万黑人因为没有通行证被抓走；广东的人口相当于南非的两倍，但2000年，因为拿不出暂住证而被抓的务工农民，相当于南非的3.5倍。

　　南非又一个相似于中國的是其土地制度。南非完全自治后在1930年进行过一次土地政策辩论，英语白人主张土地私有制，但是这就意味着黑人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到城里建房子。占优势的布尔白人绝对不允许，于是实行的是布尔人的土地制度，带有很浓的国家色彩，突出国家的征收、征用。这就使南非的基础设施得到很大的改善，也使南非一度成为高速公路在全球次于美国和德国的国家。南非车不多，但路特别好，因为它可以为所欲为地征地。有这个制度，黑人在城里既不能买房，也不能买地，国家要赶走他们也很容易。

　　南非在征地制度、黑人劳力方面都占有优势，但是如果不搞市场经济，这种优势无法体现。搞了市场经济，这些就成为南非吸引资本和对外输出产品的很重要条件了，南非制造业全球有名。

　　但是黑人劳工到了第二代，你还不让他们在城市安家，就带来问题。于是国家大量投资，在乡村地区建设黑人家园，有很漂亮的公共建筑、大学。还实行所谓“工业分散化”政策，通过财政支援鼓励在“黑人家园”附近建立新的工业点，以促使黑人“离土不离乡”，主要目的是让黑人不要进城。这个政策实行的结果很不理想，形象工程花钱多而效果差，并没有达到让黑人打工打到三十多岁就离开城市回“黑人家园”的目的。

　　南非虽然有靠全球化和低人權支撑的经济繁荣，但是民主化还是发生了。民主化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南非的经济竞争力下降，因为不可能有原来那些优势——征地不方便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南非现在有点像拉美了，城市出现大批黑人区，治安急剧恶化，公司迁出南非……但是对南非的绝大多数人而言，认为现在南非的状况比原来好，他们不认为用种族隔离制度来维持经济竞争力是可取的。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2009年，中国房价雪崩元年

2009-02-22T17:22:00.001+08:00

　　
　　任何违逆市场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维护高房价的措施都将失败，并遭到市场和经济规律的惩罚。个别开发商愚昧的不降价的宣言，乃是踏上寻死之路的告示。当然，那些嘴里喊着降价背地里比谁跑得都快降得都欢的开发商另当别论，他们只会害死那些相信房价只涨不跌神话的信徒。那些恨不能把那些常放大炮的地产大鳄当牌位供奉的信徒们，将被所谓真话包装的谎言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09年，将是房地产雪崩元年。

　　下跌周期已经开始，任何狂妄和无知的抗拒大趋势的企图，都将被摧毁殆尽。与2007年年底和2008年年初的房价最高点时相比，2009年及以后的两年左右，房价（指住宅）的累计跌幅将在45%到85%之间（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将相应减去通胀指数），目前，个别地方一些楼盘的房价跌幅已经超过50%甚至60%（比如东莞的部分楼盘），下跌趋势还将延续。整体而言，带有稀缺性特征的房价跌幅，将小于具有更大替代性和缺少稀缺性特征的房价跌幅；优质地段的商业地产的跌幅，小于住宅跌幅。

　　开发商永远学不了“猪坚强”。因为，其一，历史将证明，“猪坚强”只有一个，并且，是活在猪圈里的。其二，世界上所有的猪都是大眼睛双眼皮的，开发商自身的形象决定着，任何人都不可能达到猪的美貌和亲和力——相对开发商的形象而言。其三，世界上所有的猪都是低调的，那些即便口口声声要学“猪坚强”的开发商，也在满世界的跑着忽悠，高调得恨不能让全世界都听到他的高论，这种学习“猪坚强”的方式，不仅可能走火入魔，而且令全世界的猪蒙羞。

　　由于民穷所导致的民众购买力的不足，使得次贷危机在中國直接演化成经济危机。试图通过维护高房价来化解经济危机的幻想，乃是对经济基本运行规律一无所知的愚昧表现。

　　尽管笔者力主让房地产业自我挤压泡沫，但是，开发商及地方腐败官员，仍然主导出台了一个又一个的托市措施。当喧嚣过后，危险的狰狞面目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来，市场的冷漠回应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托市者像被拔光了羽毛的鸡子，尴尬地把头埋入土里。

　　随即，国务院下达了降价令。2008年12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根据市场变化和需求，主动采取措施，以合理的价格促进商品住房销售。

　　中央显然已经开始认识到，高房价已经无药可救的现实。

　　地方政府也开始修正态度。

　　据报道，1月12日，“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市委副书记王安顺、副市长陈刚等人参加各团的分组审议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北京目前的房价问题。他们明确表示，政府不会为高价房托市……”维护高房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任何托市措施都是徒劳的。一些理智的地方政府官员终于清醒过来。

　　中國房价中巨大的泡沫，将在下跌中逐渐挤压。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炒房者构成的利益链条，将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断裂。当劫难到来，没有谁能够摆脱。那些主动降价者，乃是最聪明的智者，百步笑五十步的场景，将在未来出现。

　　潜伏在中國房地产中的热钱，正在竭尽全力套现逃离。中等收入者因为股市消灭大半。高房价已成海市蜃楼。拯救中國房地产业的唯一途径是大幅度降价、挤压泡沫，这个靠掠夺和吞噬内需、危害中國经济健康发展的行业，因为对未来发展空间的过度透支，已经走到了尽头。

　　除了大幅度降价，没有谁能够拯救房地产业。

　　2009年，中國房价雪崩元年。

　　
　　作者：时寒冰。

“拉萨暴乱”——超越1840年的最大买单

2009-02-22T11:30:00.002+08:00

　　“322入联公投”的第一剑刚刚出手，“拉薩暴亂”的第二剑连环出鞘，在完成了对中國战略包围以后，美国终于开始收关了。“金融控股”、“股指互换”、“平安增发”、“322入联公投”、“拉薩暴亂”，还有接下来将不断出手的无数招数，美国行云流水般的夺命博弈，把一盘杀机重重的历史大棋走的让每一个中國人心胆俱寒。这位三十年后卷土重来的绝世高手，这位除了中國一直保持不败纪录的世界霸王，开始了同中國进行报仇雪恨的第三次历史较量，出手时机恰恰选择了奥运会这一中國人最致命的虚荣软肋，连环剑法，招招致命，刀刀见血，封死了中國所有还手的机会，目的只有一个：让中國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国家金融危机买单。拉薩暴亂是为配合“322入联公投”，“322入联公投”是为控制中國金融市场，控制中國金融市场是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只是这一单太大了，是1840年以来最大的一单，甚至超过了1840年以来所有被掠财富的总和，只要这一单下去，中华民族近六十年的奋斗成果将会化为乌有，并且未来至少还要继续贫困五十年！

　　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我们已经喊得声嘶力竭。

　　历史上中华民族历次崛起都是毁于外敌入侵，而这一次将有可能毁在美国操纵的国内势力手中。三大分裂势力，一群美国鹦鹉，几个买办汉奸，将可能再次打断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进程。近些年来，由美国各类基金会培养造就的中國的“基金会学者”，在人们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趁虚而入，成为新的主流经济学家，这些由美国专门训练出来的美国鹦鹉，与其前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最大区别，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同时兼任洋人和富人双方的代表，而这批新放飞的美国鹦鹉则彻底踢开了国内富人，专门充当洋人的代表。目前北京的研究、咨询和政府机构等关键角落到处都飞窜着这群美国鹦鹉，看到这群新放飞的美国鹦鹉已经得势，去年美国国会和欧盟先后做出了强迫中國开放金融市场的决议，以至与去年下半年以来，开放金融市场成为中國学术和咨询领域压倒一切的最大声浪。为保证中國金融市场的开放格局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便操纵台獨搞“322入联公投”，美国国会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又做出了有关中國的第二个决议：支持台湾入联公投。并且形成了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面支持：国会通过决议进行法律支持，操纵科索沃獨立进行政治支持，调动核潜艇航母战机等包围中國进行军事支持。在所有这些支持后美国仍不放心，便在距“322入联公投”仅剩一周时启动藏獨势力，策划发动了拉薩暴亂，企图用制造流血事件的办法，为台獨势力大选获胜创造有利条件。

　　可见，这次拉薩暴亂的使命就是制造流血事件，如同阿庆嫂说的那样“引诱敌人来打枪”，制造流血事件的第一个目的，就是配合“322入联公投”，为台獨势力脱离中國提供借口，所以拉薩暴亂发生后，主张台獨的民进黨候选人立刻以此来攻击国民黨，声称如果国民黨当选，台湾就是第二个西藏，对台湾民众大肆恐吓，并且用血洗、鎮壓等字眼来刺激台湾民众，为入联公投拉拢选票。上次陳水扁当选，就是依靠所谓“中共刺杀”的两颗子弹，这次拉薩暴亂不过是两颗子弹的升级版。制造流血事件的第二个目的，就是用奥运绑架中國，用中國顺利举办奥运，来换取美国顺利度过金融危机。历代王朝的虚荣基因已经把中國人的奥运梦想膨胀到超越生死的图腾地位，再加上被摧毁了所有神圣理想的中國人，已经把生命的全部意义都寄托在了奥运身上，为此中國人舍弃一切地准备了许多年，建奥运场馆，修奥运道路，养奥运猪，种奥运菜，整个北京楼房的外墙都在为奥运日夜粉刷，奥运已经被提升神化到匪夷所思的至高境界，除了用“梦想”描述之外再也不知道怎么更加崇拜了。全世界都了解中國人这一点，都在利用中國人这一点，美国更是不加例外，利用中國人的奥运梦想，开出了中國人做梦都梦想不到的巨额买单：把西方国家的金融坏账都包下来。否则，三大分裂势力一起启动，你中國人的奥运梦想就会泡汤。美国正是抓住了中國人的虚荣软肋，才敢在暴亂发生的第三天发表措词强硬的声明，公开宣布西藏和中國是对等关系，美国白宫发言人指出：“美国政府对西藏和中國之间关系紧张感到遗憾”，把西藏和中國并列起来，并且特意把西藏放在中國前面，等于公开宣布了西藏是一个獨立国家。

　　为一个奥运会要忍受两个省闹獨立的要挟，这个代价也太大了，恐怕是奥运史上代价最昂贵的奥运会了。这个鸟奥运会我们不开了又能咋的？召开奥运会不过如同家里请客吃饭，请客吃饭固然重要，但是不能因此全家就死在这顿饭上！大不了就是饭菜准备好了客人不来，不来我们就自己吃，变奥运会为国运会，13亿人还怕消化不掉这点儿东西！中國人要有志气，要能争气，要敢发脾气，不能总是受窝囊气。如果中國人真的能豁上奥运会不办了，估计所有国内分裂势力和国际反華势力立刻就老实了，一个敢于破釜沉舟的国家是能让所有对手都敬畏的国家，一个敢于破釜沉舟的核大国更是能让所有对手都心惊胆战的国家。30年来美国之所以吃定了中國，以至于发展到今天在台獨藏獨问题上公开強姦中國，就是欺负中國软弱，这次拉薩暴亂的特点以及中國舆论的反映，更是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中國的极度软弱，给金融危机困扰中的西方饿狼发出了一个灾难性信号。

　　由于这次拉薩暴亂的目的是制造流血事件，为美国压迫中國买单提供筹码，所以暴亂闹事并非仅仅限于西藏，而是包括四川、青海等地在内的整个藏区，并且達賴喇嘛及其领导的流亡政府也坚决否认是暴亂的策划者和发动者，達賴喇嘛的否认声明更加证明了这次暴亂的主要目的，是配合台獨制造流血事件而不是什么西藏獨立，由于目的就是制造流血事件，所以经验老到的達賴喇嘛才会宣布置身事外。達賴喇嘛的声明同时在客观上也证明了这次暴亂的幕后黑手是美国。针对这个特点，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一方面尽其全力避免流血事件扩大（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做得相当好），另一方面揭露美国的恐怖主义罪行，以及对中國的侵略罪行，并坚决打击美国鹦鹉，铲除国内动暴亂的根源，切断美国对中國意识形态的控制。如此一来，美国就会成为最大输家。可是中國的反映却是对外不敢声讨幕后黑手美国，对内不敢批判正在把中國推入陷阱的美国鹦鹉，反倒把一个鞭长莫及并且已经声明置身事外的達賴喇嘛拿来作为泄愤对象，反正達賴在国外，又是一个人，批判達賴既用不着动真格的，也不会对方方面面产生任何实际影响，所以批判達賴便成为最佳选择。显然这种批判是批给国内老百姓听的，因为发生暴亂政府必须表态，既然不敢批判美国，就只能批判達賴。只是如此极端示弱，只能会激起对方更大的侵吞欲望，中國近代史上历次民族大难和亡国大祸，无一不是极端示弱的结果。

　　目前西方各国的表态都只是呼吁北京保持克制，唯独美国政府公开把西藏和中國相并列，把对西藏和中國的称呼，完全变成了对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称呼。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对中國最严重的挑衅，远远超过了五十年代在朝鲜和六十年代在越南对中國的两次挑衅。当初美国在我们邻居朝鲜和越南挑衅，我们都以出兵应战来回答，连续两次在军事上打败了美国，打出了直到今天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空间。而现在美国则是在我们家里的台湾、西藏挑衅，我们除了把整个家园拱手送给美国随意支配外，已经没有了任何继续退让的余地。莫说目前西方金融危机这个大单中國买不起，就算中國倾其国力民力买下金融危机这一单，后面还有环境污染那一单，还有把中國变成世界垃圾场那一单，还有把中國变成世界妓院那一单（到中國去玩女人，已成为日本公司安排休假的主要内容），最后还有把中國肢解为几个碎块那一单，这一单一单买下来，中华民族和中國人民将会彻底陷入万劫不复的悲惨地狱！这哪里还是什么国家间的竞争，完全是在要13亿中國人民的命啊！

　　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把中國步步逼向悬崖边缘，就当前而言，起关键作用的是那群美国鹦鹉。三十年来人们被“落后就要挨打”这句典型的汉奸口号喊昏了头，天天叫喊只有现代化实现后才能谈国家安全和百姓民生，就这样被美国鹦鹉一步一步地引入了陷阱。直到俄罗斯重新崛起后人们才发现，决定国家安危和百姓生死的，根本不是什么经济和军事实力，而是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特别是核时代的大国较量，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而在意识形态的较量方面，决定胜负的就是影响国家意志的那群学术鹦鹉。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前苏联，比现在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在经济、军事等综合国力方面，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但强大的前苏联却在瞬间就垮掉了，经济弱小的俄罗斯却不屈不挠地站了起来。决定戈尔巴乔夫和普京二人不同命运的，就是他们对待美国鹦鹉的不同态度。戈尔巴乔夫身边自由飞翔着一群美国鹦鹉，而普京则以克格勃的铁腕无情地折断了美国鹦鹉的翅膀。

　　美国鹦鹉用来麻醉本国人民的现代鸦片，除了经济上的GDP之外，就是政治上的所谓民主，民主已成为美国宰割其他国家的麻醉枪。只要美国需要打垮哪个国家，哪个国家便会立刻成为民主麻醉枪下的猎物，而什么是民主，则完全是美国鹦鹉垄断的知识专利，根本没有任何哪怕是最简单的固定内容。把谁打倒了，就是谁集權專制的失败；把谁扶上台，就是谁民主自由的胜利。把所有遭受侵略掠夺的国家，都归结为是自身集權專制的结果；把所有依靠侵略掠夺发达起来的国家，都归结为是民主自由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就是听信了美国鹦鹉的话，用民主自由的麻醉枪解体了前苏联；普京则不管那一套，脱光膀子玩邪的，不顾西方国家铺天盖地般的指责，就是坚持所谓集權專制，从而成功捍卫了俄罗斯国家利益和保住了俄罗斯人民的利益，成为在共產黨垮台后极个别没有被美国第二次打倒的政权。而其他绝大多数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政权被美国连续打倒了两次，这最能说明美国民主的麻醉枪性质。当初推翻共產黨上台的那些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领导人，都是一些真正的民主斗士，他们对美国民主的天真信仰，使他们付出了极其惨重的血的代价，最终无一不是被美国或者用街头革命的方法，或者用军事干预的方法，统统赶下了政治舞台，像野狗一样地流落街头，有的甚至死在了美国操纵的国际法庭的监狱里。他们之所以会有如此悲惨下场，是因为他们忘记了美国民主的作用是实现美国利益，而不是让他们用民主去追求本国利益，由于违背了美国民主的真正旨意，美国对这些推翻共產黨的民主斗士，比之对共產黨本身更加痛恨，所以被美国送上海牙国际法庭审判的不是被推翻的共產黨领导人，而是推翻共產黨后上台的那些所谓民选领导人。

　　美国之所以能够用民主麻醉枪把全世界都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客观原因，是因为除毛澤東曾经在中國建立的人民民主的大民主之外，在资本民主方面美国的确走在了世界前列，美国便利用这一点充当世界法官，随意干涉别国事物。而其他国家除了像普京那样脱光膀子玩邪的，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即便是普京也只能限于光膀子耍横（能够在国外访问期间脱光膀子大步前行，以此显示对西方规则的蔑视，可谓是惊世骇俗），而没有能力拿出超越美国民主的更高更先进的民主。在当今世界，能够拿出超越美国民主的更高更先进民主的唯一国家，只有中國。中國人知道这一点，美国人也知道这一点，因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民主和人權的武器一直掌握在中國人手中，美国为此曾经吃尽了苦头，因而绝不能容许中國再次占据世界政治文明的龙头。谁占据了世界政治文明的龙头，谁就是未来世界的老大，世界上只有二个国家亲身感受过这条真理：中國和美国。只是美国懂得这个道理的是当政者和舆论主导者，而中國懂得这个道理的则是被踏在政治最底层并一直被批判被丑化的残余毛派。对于已经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来讲，政治文明被超越被取代，将意味着霸主地位的历史终结，这是阴谋血腥的盎格鲁撒克逊族群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所以，即便没有金融危机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美国也会制造出其它问题来对付中國。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階級斗争规律决定的。在此提出階級斗争大家不要感到奇怪，中美之间政治文明的较量，表面来看是国家间的较量民族间的较量，其实更主要更本质的是階級间的较量。大众民主取代资本民主，大众政治取代集团政治，这是階級斗争在世界范围内的集中反映，是以国家矛盾民族矛盾表现出来的階級矛盾，正是共同的階級利益，才使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权贵资本买办资本越来越紧密地联合起来，共同扼杀当代世界最先进的政治文明——中國的大众政治。西藏问题本身就是国内外反动势力階級合作的恶果。

　　西藏是世界历史上最极端的一片土地，既曾经是佛光普照下最圣洁的人间净土，又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残暴的人间地狱。西藏和平解放之前，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农奴制，其残暴程度甚至超越了人们最恐怖的想像。普度众生的藏传佛教也堕落成危害众生的利益集团，其贪婪、血腥、荒淫和残暴程度，远远超过了元末明初宗喀巴大师改革前的堕落状态，以及中世纪路德教改革前买卖赎罪券的基督教堕落状态。西藏博物馆保存的下面这张头人之间索要人体器官的书信原件，反映了当时举行佛事活动的惊人恐怖。

执格头人：

　　本处需要进行天女敬食佛事，需头颅四具、肠子十副、净血、污血、废墟土、寡妇经血、麻风病人血、各种肉、各种心、各种血、阴阳之水、旋风土、向北之荆棘、狗粪、人粪、屠夫之靴等物，务于二十日送往。

　　　　　　　　　　　　　　　　　　　　　　　　　　　　　　　　　　　次曲康十九日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员举办“念咒经”，需要用做祭品的人体器官清单，整个西藏经年累月该有多少类似“念咒经”的佛事活动，西藏农奴的惨烈命运可想而知。西藏和平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在人类历史上农奴第一次成为了人，不仅仅是一般的人，而是翻身解放做了主人，西藏真正成为佛光照耀下的人间净土。在西藏人民看来，毛主席不仅是解放了他们自己，更重要的是解放了藏传佛教本身，由衷地发出了“毛主席红太阳”的崇高赞叹，把毛主席看作是和释迦牟尼佛、宗喀巴佛一样的传世大佛，由此汉藏之间的文化血脉完全打通，汉藏人民真正地溶成为一体，階級矛盾取代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1959年平息西藏武装叛乱，就是汉藏人民共同铲除残暴农奴制的伟大胜利。

　　民主改革后的西藏，真正成为全世界最圣洁的地方，你只要看一下拉薩街头藏民那天空般无比清澈的眼睛，就会深切感受到那清澈眼睛下面更加无比洁净的心灵，甚至连你自己的心头都会立刻撒满祥和的佛光。从释迦牟尼创建佛教，到宗喀巴改造藏传佛教，期间历代得道高僧、佛学巨子，率领着千万僧众前赴后继、努力修为，都没有把人们从階級压迫和階級剥削的血腥生活中普度出来，惟独一代大佛毛澤東，带领亿万人民推翻了人剥人皮、人吃人肉的剥削社会，把世俗社会和宗教同时从階級剥削的血腥枷锁中解放出来，使藏传佛教再次发出了照彻天地的万丈光芒！笔者就是在多年与藏族学生的接触中越来越相信毛澤東是一代大佛。当毛澤東作为一代大佛从亿万藏民心中冉冉升起时，西藏就如同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一样，不可能再出现什么分裂问题了。

　　可是，八十年代以后国内外反華势力掀起的反毛运动，改变了年轻共和国的命运，也改变了西藏的命运，使原本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版图开始发生断裂，藏獨分裂势力的发展就是反毛运动的直接后果。

　　首先，反毛运动彻底打掉了和平解放西藏和实行民主改革的历史合法性。西藏和平解放和实行民主改革的历史合法性，是建立在“翻身农奴把歌唱”、“我们走在社會主義幸福的大道上”的现实基础上，并且这一现实基础与藏传佛教的基本信仰是相统一的。反毛运动把毛澤東妖魔化成一个魔鬼，把毛澤東发展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的事业妖魔化为人间地狱，“翻身农奴把歌唱”居然几十年歌唱的都是历史浩劫，那么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也就丧失了继续统治西藏的历史合法性。并且，既然指控共產黨领袖毛澤東建国以来没干什么好事情，那就正好借此把所有的罪恶和坏事，都推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身上，不仅打掉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统治的历史合法性，甚至打掉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存在的政治伦理基础。丧失了历史合法性和伦理基础的统治，只能是纯粹地诉诸武力，从而使中央政府陷入了空前被动的历史地位。

　　其次，反毛运动用制造民族矛盾的方法取代階級矛盾，人为推动了藏獨分裂势力的发展。如同在台湾问题上背着黨中央国务院签署卖国协议一样，中國的官僚买办集团为一己私利不惜牺牲民族团结和民族利益，为了摧毁以階級斗争为纲的所谓极左路线，把西藏纳入自己的政治势力范围，竟然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人为制造汉藏矛盾。整个西藏干部群众都流传着八十年代的一个说法，当时的總書記对西藏干部拍案大呼“不能让汉族骑在你们头上拉屎撒尿”，结果形成了1959年平叛以来西藏第一次民族动荡，埋下了藏獨分裂势力发展的祸根。特别是持续三十年对所谓极左路线的控诉，使得农奴出身的干部和汉族干部越来越成为人们眼里的异类，越来越多的藏族群众在政治上开始转向。

　　再次，反毛运动彻底切断了汉藏人民之间的文化血脉，民族裂痕越来越难以弥补。反毛运动对藏族的最大冲击是文化心理上的冲击，藏族人民是纯洁虔诚的人民，把信仰看的重于生命，不像汉族这样犬儒匪气，谁都可以辱骂谁都可以崇拜，流氓得势就崇拜流氓。当他们把毛澤東看成是一代大佛红太阳时，已经把自己生命的价值和希望全部投射到了这一崇高信仰当中，这一崇高信仰远远高于他们生命的肉身价值，如同他们的释迦牟尼、宗喀巴，如同基督教的耶稣，如同伊斯兰的穆罕默德一样，是绝对不容亵渎和侮辱的。可是后来的反毛运动却用最变态下流的流氓手段肆意丑化毛澤東，这对拥有宗教情感的西藏人民的灾难性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持续三十年地辱骂丑化宗教教徒心中的偶像，结果必然是走向极端。并且那些反对毛澤東和继续信奉毛澤東的藏民从不同角度都走向了极端；那些反对毛澤東的藏民（包括部分喇嘛）认为，既然连一代大佛毛澤東这样的汉人都是魔鬼，那么一般汉人中就更没有什么好东西了，因此应该脱离汉人；那些继续坚信毛澤東红太阳的藏民则认为，汉人连毛澤東这样的一代大佛都辱骂，可见汉人多么不是东西，应该脱离这些汉人。这种民族性格深处的裂痕和对立，才是藏獨分裂势力发展的最深厚根源。和藏族学生打交道许多年了，得到藏族学生最高的评价就是：“老师，你不像汉族人。”那一刻，我的心在流血，但是我知道，这些藏族学生是对的。

　　最后，把市场经济的污泥浊水注入西藏，破坏了西藏原有的宗教文化。西藏是藏传佛教地区，有着自己独特的宗教文化，不适合发展内地这种市场经济文化，强行推广市场经济，结果是坑蒙拐骗、伪劣假冒、黄毒赌黑、贪污腐败等泛滥成灾，在如此恶劣的人文环境中，宗教文化如何发展！我们可以在深圳为外国资本家搞特区，也完全可以为我们藏族同胞搞特区，建立西藏宗教特区，实行特殊的计划经济，禁绝市场经济的污泥浊水流入西藏，为中國为人类保留一块最后的净土。现在美国鹦鹉从内部推广市场经济破坏西藏宗教文化，美国政府又以此为依据从外部指责我们破坏西藏文化，藏獨分裂势力也以此为借口煽动群众，藏族群众对这些恶劣腐败的社会现象更是深恶痛绝。所以，对西藏包括对新疆的政策，都已到了非转变不可的地步，要说改革，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这次拉薩暴亂不过是对“322入联公投”的侧翼支持，本身不会形成什么大的后果。但是美国既然已经启动了台獨藏獨这两大分裂势力（但愿疆獨不要再来凑热闹），不达目的绝不会善罢甘休，并且它也算准了中國输不起奥运会这场戏，可见中國这个坎儿是肯定躲不掉了，能否迈过去，就看美国开出的这一单有多大规模了。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每一次经济危机的结果都是战争，先后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互相转嫁危机引发的，西方国家这次不再互相打了，而是要联合起来逼迫中國买单。怎么办？还是《322劫难》中那个观点，如果既不想买单又不愿意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像俄罗斯总统普京那样，杀鸡儆猴，清除美国鹦鹉。只要一清除美国鹦鹉，国内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就会立刻高涨起来，所有的分裂势力都会立刻收敛，奥运会不仅能够照样开，甚至能够开得更好。

　　当然，我们所谓清除美国鹦鹉，并非是指要搞什么大规模政治运动，只要发出一个清除美国鹦鹉的政治信号就足够了。当初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尤科斯石油公司的老板霍多尔科夫斯基，只是朝着美国鹦鹉的方向望了一眼，立刻就被普京总统投入了监狱，顺便把尤科斯石油公司也收归了国有。普京一系列清除美国鹦鹉的举动振奋了俄罗斯各个阶层，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大潮冲天而起，席卷了世界各个地方的俄罗斯人，连70年代就流亡西方国家、被美国驯养了几十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索尔仁尼琴，都兴奋地回到祖国，由一只美国鹦鹉变成了坚定的俄罗斯夜莺。虽然打掉美国鹦鹉并不是唯一选择，更不是最佳选择，但却是代价最小的选择。并且即便抛开眼前危机不说，从中國崛起的长远利益来看，也必须打掉这群美国鹦鹉。中國之所以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就是因为红墙外面飞舞着一群美国鹦鹉，这群美国鹦鹉不仅让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同时还用美国国会的决议误导中南海，并且在贯彻美国国会决议方面效率奇高。去年美国国会做出中國开放金融市场的决议不到一个月，中國学术领域和金融部门就响起了开放金融市场的美国鹦鹉大合唱，声称开放中國金融市场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谁反对开放金融市场，谁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结果就是美国财长鲍尔森率领美国代表团，欢天喜地地从中國拿走了一揽子金融协议，然后就是欧盟几个国家也都纷纷跑到中國来要求为其买单。

　　“平安增发”就是公开的一单。中國平安这家已被英国控股的外资公司，由于英国控股股东在金融危机中赔了钱，便要从中國股市上募集1600亿来弥补，从酝酿增发到现在，给该公司股票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超过3600亿。从公布消息到现在，给公司股票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超过1700亿。同时造成大盘暴跌1600点，总市值损失超过8万亿，流通市值损失超过2.6万亿，按照6千万投资者计算，平均每人亏损4万3千元。如此惊人的财富损失，放到任何一个大国将会引起动乱，放到任何一个小国将会引起政变。8万亿接近中國GDP的三分之一，任何一个国家三分之一的财富被一家公司给蒸发掉，都不会无动于衷，而中國平安，却满不在乎地等待着数钱，甚至连募集1600亿资金的用途都不屑理会投资者的询问。

　　中國平安已成为美国鹦鹉落脚的第一个树枝。中國社会所有政治力量都在盯着这个树枝，西方国家所有巨型金融资本也都在盯着这个树枝，还有那群美国鹦鹉同样也在盯着这个树枝。无论中國平安最终结局如何，这个事件都会对中國现代史的发展具有重大分期意义，并将成为未来许多学科教科书的獨立章节。

　　刚刚写到这里，电视《新闻联播》中传来了英国首相布朗和溫家寶总理通电话的内容，布朗表示一定出席北京奥运会，温总理通报了拉薩暴亂的情况。我脊背不禁滚过一阵冷颤，看来这个布朗比我们更加密切地在盯着中國平安，“平安增发”就是今年1月布朗来北京后发生的，当“平安增发”已被舆论普遍指责为股市暴跌的祸首时，这个布朗又来了，并且恰好是带着的是我们前面分析的两个因素：奥运会和拉薩暴亂。看来中國平安这下是真的平安了。

　　突然想起1840年以来中國对外赔款总额究竟有多少，记得以前文章中查阅计算过，打开一看是13亿银元，而如今一个平安公司一次性就要拿走1600亿元，并且后面还有着许许多多类似的平安。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啊，历史上每一次富裕之路，最终都是走向肥大国家，这一次，你应该走向强大国家了！

　　最后想对股民再说几句话。海外的中國股指场外期权已经开赌，无论股指暴涨暴跌都能赚大钱，国内市值蒸发多少亿，场外期权就能赚到多少亿。所以，所有能够影响股价指数变化的人或公司，都能从中迅速获取数亿，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的财富。无论中國平安、浦发银行等能否增发成功，只要它们的高管参与了海外市场的场外期权交易，就都能够从这轮股市暴跌中赚到难以想象的惊人财富。这就是今天的金融，这就是今天金融财富分配的特点。所以，大家不要再骂证监会那位副主席，他说的话是对的：“股票不是人人都能玩的！”

　　作者：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主任、教授。

中国金牌后面的黑幕

2009-02-22T09:56:00.002+08:00

　　对这次北京奥运会，不少人都猜测中國能否取代世界体坛霸主美国，而登上奥运金牌数天下第一的宝座。美国奥委会首席执行官谢尔已经表示，面对中國的进取，美国队已做好了在北京奥运会上丢掉金牌第一大户的心理准备。

　　中國自一九八四年首次在洛杉矶参加国际奥运会以来，夺金抢银的势头一直很凌厉，而且进展神速。在二〇〇四年雅典奥运会上则取代了国际体坛二哥俄罗斯的位子，得三十二枚金牌，仅比得三十六金的美国榜首少四枚。而这次中國借东道主之优势，金牌数目应该会再有进展，甚至超过美国也不足为奇。

　　体育官员坦承“举国体制”起作用

　　中國能在二十多年时间一跃而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体育竞技大国，在国际奥运会上呼风唤雨，是得力于中國特有的一种体育制度——“举国体制”。中國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在雅典奥运会后毫不讳言地坦承：“如果没有‘举国体制’，我们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所谓“举国体制”，中國官方的解释是：“在国家综合实力还比较弱的情况下，为了短时间内形成突破，从而采取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攻坚的一种组织制度。”简言之，“举国体制”是调动全社会资源操练少数菁英运动员，尽最大力量在国际大型竞赛中夺取最多的奖牌奖杯。此体制因国家的绝对控制垄断能力以及源源不绝、用之不竭的财力，确实能将一个综合国力、人民身体素质、体育运动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在很短时间送上国际竞技大赛的奖牌高峰。

　　此体制为前苏联五十年代所创建，后为绝大多数共產極權国家所仿效，佼佼者为前苏联、前东德、前共黨国家罗马尼亚等，但苏东波历史事变后，硕果仅存者只有中國一国，其余古巴、北韩等蕞尔小国不足为道。

　　“举国体制”这种功利的唯奥运金牌是尚、完全被国家操控垄断的体育制度，与普世的体育自由精神是相违背的。

　　中共官方公开承认，这个制度的最高层次就是奥运争光。如果作一个对比，可以说，西方体育是社会行为，中國体育是国家行为；西方是民办体育，中國是官办体育；西方是大众健身体育，中國是菁英竞技体育。在外国，奥委会是民间獨立组织，而在中國，奥委会与中國总管体育事业的最高机构——国家体育总局是合二而一，或曰“一套班子两个牌子”。

　　实际上，多年前中國国内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对这种戕害体育精神的制度进行批判，要求改变。概其大略，“举国体制”的弊端实在不少。

　　巨额国家资源发展竞技体育

　　国家资源的使用严重颠倒轻重，每年花数十亿人民币培养菁英运动员，发展竞技体育，而严重忽视乃至不顾国民大众对体育运动的爱好和强身健体的需要。

　　二〇〇四年国家审计署披露，国家体育总局动用奥运专项资金用于建设体育总局职员住宅。当时体育总局出面澄清，在谈到体育总局的经费时说，建体育设施（遍及全国的体校、体工队及其场馆）的专项资金以及给国家运动员、教练员备战奥运会、亚运会等的经费由国家财政部直接拨给国家体育总局。显见国家体育经费只集中用于国家运动员身上，普罗大众未分得毫毛。

　　据美国时代杂志报导，二〇〇一年之前国家体育总局年预算为四亿二千八百万美元，为了迎接北京奥运，年预算随后增加到七亿一千四百万美元。据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透露，中國在国际竞赛中每赢一枚金牌成本需要花费七百万美元。有关北京奥运会的成本，外国媒体认为至少在四百亿美元以上。

　　批评者指出，体育总局的经费是纳税人的钱，但全部花在菁英运动员身上，致使全国大众体育设施严重缺乏，使许多热爱体育运动但未能纳入体制的国民望洋兴叹，这是对纳税人资源的不合理使用。

　　数十万计的运动员成为牺牲品

　　由于动用全国人力，大量选拔有运动天份的青少年进行封闭式集训，但其目的只是让少数体育尖子去争夺奖牌，结果牺牲了数十万计运动员的青春，甚至给许多运动员造成了终身伤害。

　　中國为培养金牌选手采用的是一种人海战术。从普通中小学学生中挑选有体能、潜能俱佳者送到各地体育学校隔绝社会进行封闭式集训。现在全国有三千多所青少年体育学校，近四十万青少年运动员（年龄最小者只有七、八岁）。然后再从这些青少年运动员中挑选尖子进行特别集训培养，以参加国内和国际体育大赛。

　　时代杂志最近到山东访问了三所体校：青岛体校（中國培养奥运选手的重点体校之一）、潍坊体校和鲁能乒乓学校。十四岁的农村姑娘陈云，在测试了肩宽、腿长和腰围后被认为有潜力而安排练举重，一位少年因注意力集中、肩膀宽、视力好而挑选为射箭手，而反应敏捷、手眼协调性过人者则派去练乒乓球。尽管他们在此之前对这些运动知之甚少，也无兴趣。时代杂志还说，学校的标语和宣传画都是为了强调“为国争光”。

　　这三所学校全部为寄宿，鲁能乒乓校的学生每年只能与父母相聚两个星期。学生们每天至少训练五六个小时，甚至包括晚上。虽然校方告诉时代杂志记者，学生主要时间还是学习文化知识，课余才练运动。但记者惊讶地发现，校园里看不到一本教科书。一位练赛跑的少年告诉记者，他每天的生活除了跑步，就是睡觉。

　　残酷的事实是，除了极少数菁英中的菁英，绝大多数青少年运动员都奋斗不到出人头地、为国争光的那一天。而且即使争过光的但不是明星级运动员下场也可能很悲惨。中國体育报说，百分之八十的运动员退休后因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而谋生艰难。其中很多人还因运动过量而落得一生疾病，甚至成为残废，由中國前举重冠军邹春兰的遭遇可见一斑。

　　举重冠军邹春兰的悲剧

　　吉林体工队女举重选手邹春兰曾得过全国冠军，共拿过七枚金牌，并打破过一项世界纪录。一九九三年退役后，因为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教育程度，只能去当澡堂搓澡工，生活潦倒。而更惨是，她十六岁进体工队后即被安排服用实为男性荷尔蒙的“大力补”，每天一颗，长达六年，体内过多的男性荷尔蒙让她呈男性化特征，因此结婚后不能生育。她退役是因为浑身是伤，肌肉没有弹性，已无法再举重。邹春兰告诉记者，很多退役运动员都有她这样的经历（据报中國每年有三千运动员退役）。

　　批评者指出，“举国体制”还形成了一个明星运动员、教练和体育官僚三位一体的庞大利益集团。金牌给运动员和教练带来巨大名利，给体育官僚带来官运亨通的政绩，因此不择手段追逐金牌的“举国体制”，亦成为中國体坛腐败的触媒剂。二〇〇五年中國十届全运会闹出大量金牌内定、假赛的丑闻，舆论大哗。体育界检讨，多数认为是“举国体制”所倡导的锦标主义起了关键作用，致使公平竞赛的体育精神荡然无存。

　　在检讨中國“举国体制”时，有关禁药的丑闻中國国内媒体至今不敢触及。大量事实表明，中國体育事业在八十、九十年代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女子运动员的飞跃，与禁药丑闻有很大关系。

　　中國女子运动员服禁药丑闻

　　中國女子游泳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一度令人意外地称霸国际泳坛，全球为之震惊。在一九九二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中國共夺得女子游泳项目的四面金牌、五面银牌和一面铜牌；在一九九四年的罗马游泳世锦赛上，女子项目共十六枚金牌，中國七名金花竟一口气夺走十二枚，其中还破了好几项世界纪录。但崛起快、跌落也快，因为没有人相信中國女飞鱼是靠自己的实力。在随后举行的一九九四年广岛亚运会上，中國选手露出原形，共查出十一人服禁药，所获奖牌一律取消，其中包括世界游泳冠军吕彬、杨爱华。中國在大失颜面后自己内部加强了药检，曾破世界女子两千公尺个人混合游泳纪录的女飞鱼吴艷艷也被查出服禁药，而未能参加悉尼奥运会。自广岛禁药丑闻后，中國女子游泳成绩立即一落千丈、回到原形，一九九六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只获一金一银，二〇〇年悉尼奥运会未获一面金牌。而在二〇〇四年雅典奥运会上获得中国唯一一面女子游泳金牌的女泳手罗雪娟则公开承认中國游泳队的池子不干净。

　　曾名噪一时的马家军田径队（原辽宁省田径队，因教练马俊仁而称为马家军）在九十年代中期突然产生一批世界级的女子中长跑运动员，多位女子在多项世界大赛中夺魁拿金，其中最著名的王军霞曾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获女子五千米金牌。国内外一直传闻马俊仁让女运动员服补品。二〇〇〇年，这支田径劲旅中的多名世界冠军未选入参加悉尼奥运会的中國代表团名单，有关服用兴奋剂的传言纷纭，但中共当局从未予以澄清。而马家军教头马俊仁仍然担任辽宁省体委副主任，仍然负责中长跑运动员的训练，直到二〇〇四年退休，此时马俊仁已身家千万元。因此普遍认为马家军运动员的成绩是禁药催出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禁药丑闻一般是运动员个人行为，而在中國则是一种官方行为，其中國家体育管理机构起了关键作用。据邹春兰披露，在吉林体工队的举重队，教练让她们服用大力补，骗她们说是营养药补身。服后她们身上长体毛，甚至长胡子，嗓音变粗，教练才说吃的是男性激素，但对身体无伤害。她们心里都很恐惧，但也很无奈，只有少数人偷偷将药扔掉。邹春兰还说，在比赛前的半个月她们停止服用，然后注射“掩盖剂”，以蒙过药检这一关。

　　在邹春兰披露禁药内幕后，吉林省体委还威胁她说，如果她披露内幕，就表明她的金牌都是假的。

　　中國引进臭名昭著的东德教练

　　中國女子游泳队的突飞猛进是从一九八五年引进东德体育医生鲁夫开始的。次年中國女子游泳队即以脱胎换骨的形象在国际赛事中一举击败亚洲霸主日本队。

　　前东德可以说是中國“举国体制”的楷模。在其垮台前东德曾是与美苏鼎足而立的体育竞技大国，长达二十年时间所夺奥运奖牌数量占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苏。其中最显著的是女子游泳和田径（后中國运动女选手也因禁药而一鸣惊人）。德国统一后这个东德神话破解，原来金牌是用禁药催出来的。东德当局曾长期系统地让至少一万名运动员服食各类禁药，并对如何有效通过赛事药检进行系统研究。禁药使东德在奥运上大放光芒，但也造成了一百多名运动员猝死以及无数运动员终身伤残，许多女运动员男性化，失去生育能力。两德统一后，受害运动员把东德体育部长和医学顾问霍普告上法庭，并要求赔偿。

　　据中國大陆方面的报导，这位被中國女子游泳队请来的鲁道夫医生带来的法宝就是高原训练、血乳酸测验，还有就是兴奋剂。而两德统一后，数千东德教练失业，有的被礼聘到中國，成为中國女子游泳队暴发的秘密武器，但也为中國带来禁药丑闻。近十年来，中國共有二十七名女运动员无法通过药检，数量超过其他国家总和。

　　国内出现反“举国体制”声音

　　实际上国家体育总局至今仍在雇用这些臭名昭著的东德禁药教练。二〇〇六年二月，中國备战北京奥运会的其中一个主要游泳基地——上海东方绿舟训练基地揭幕，海内外惊讶地发现，德国的著名游泳水槽教练海格·非福特（Helga Pfeifter）竟然出现在揭幕现场。海格·非福特是著名的前东德游泳项目违禁药物研制专家、前东德禁药科研机构“四一五研究小组”主任、前东德游泳队主教练，并有“兴奋剂女王”之称。在前东德秘密警察档案纪录中，她是中央管理运动药物计划的主要成员。东西德合并后她曾被指控使用禁药残害青少年身体，因身在国外而逃过审判。

　　在丑闻百出的十运会后，中國国内曾有人提出需要检讨现行体育政策，放弃以夺金为目的“举国体制”，并参照其他国家体育事业为国民大众强身健体而服务的政策。但在中國争取到主办二〇〇八年奥运会主办权后，为奥运争光、与美国争夺金牌霸主成为中國当局坚定不移的目标，这个畸形的“举国体制”反而愈加变本力厉，更多的国家资源投放入无底洞的金牌争霸战中。

　　美国时代杂志说，中國的金牌战略是将主要资源投放在金牌易取而数量最多的项目中，如举重、击剑有十个金牌，划艇有十六面金牌。虽然这些运动非常冷门，与中國大众的体育运动兴趣无关，但投放的资源很多。另外相较西方，中國投放了更多资源给女子运动，因为中國女子运动所获奖牌比男子多。在雅典奥运会上中國女子金牌数量占中國奖牌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中國在二〇〇二年亚运会后，提出了一项“一一九工程”计划，即要在总金牌一百一十九面（现在为一百二十面）的田径、游泳、水上三大体育项目争夺金牌，以向世界呈现中國是名符其实的体育强国，而非仅是擅取冷门运动金牌的投机者而已。

　　这个宏大目标能否实现？尚不得而知，但以中國“举国体制”的优势以及前东德的经验，能够实现倒也并不出奇，而其代价和后果则难预料。

　　说到底，中國以奥运奖牌为最高宗旨的“举国体制”无非是从纳粹德国到前苏联、东欧一脉相承的，将体育作为强化政治意识形态以凝聚人心、炫耀国力的统治利器而已。在毛澤東时代，这种意识形态是共產主义，在今天的中國，则是民族主义。虽然有识之士普遍认为“举国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但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在二〇〇八年奥运会后还能坚持‘举国体制’。”

　　作者：蔡咏梅。

养老——压向人民的第四座大山

2009-02-21T18:20:00.002+08:00

　　继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之后，养老这第四座大山又黑黑压压地砸在了老百姓头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按照国务院要求，正式启动了养老金制度改革，主要内容就是把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降低到企业水平，理由一是财政已不堪重负，二是整个社会（不包括官员）向低收入看齐有利于实现分配公平。按照该部门统计，目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高于企业2倍，这就意味着，该项改革实施后，全国事业单位3千多万人的养老保险将要缩减三分之二，退休人员每年拿到的养老金将仅仅相当于现在4个月的数额。“实现公平的办法，就是把收入高的拉下来向收入低的看齐”，这原本是30年来改革教诬蔑毛澤東时代的妖魔化描述，没成想，却成为今天铁一般的现实。此前我们一直在讲，如果说私有化改革主要是对蓝领的剥夺，那么殖民化改革将主要是对白领的剥夺。现在这个改革就是对白领的剥夺，这是继股市之后对白领的第二次财富剥夺，如果照此下去，更大的剥夺还在后面。

　　这让人不禁想起了港台流行的那句江湖俗语“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从九十年代瓜分国有企业开始所形成的历史欠账终于要还了。少数权贵瓜分国有企业剥离出的福利保障甩给了国家，优惠外资分离出的福利保障甩给了国家，国内民营资本实行血汗工资制度拒绝承担的福利保障也甩给了国家，再加上禁止罢工的法律又剥夺了工人反抗资本的所有手段，由环境资源、福利保障所构成的“底线财富”如同火山爆发般喷涌出来，又如长江黄河般滚滚流向西方国家。我们之所以称之为是“底线财富”，是因为这是突破人类文明底线形成的财富，是其他任何文明国家都不曾拥有的财富。正因为这是底线财富，无论权贵富豪还是贪官污吏，都不敢将其留在国内，便争先恐后地向国外转移，不仅以个人和公司名义向外转移，买办集团甚至以国家名义向外转移，从而形成了一江财富向西流的悲惨景象。财富滚滚西流的结果，就是在举世瞩目的奢华繁荣之下，国家连发放养老金的钱都没有了。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资料显示，2000年到2006年，我国养老金亏空数额6年增加25倍，“空账”由360多亿元增加到9000多亿元，每年还在以1000多亿的速度增长。

　　让中国财政不堪重负的养老金是占GDP比重太大吗？恰恰相反，中国养老金占GDP比重不仅远远低于毛澤東时代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远远低于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远远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远远低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落后程度乃至于很难找出比中国比重更低的国家。2008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6684亿元，约占财政收入比重11%，约占GDP比重2.2%，这还是在胡錦濤新政连年大幅提高社会保障后的数字。而同期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总费用占国家GDP的比重是：比较低的日本是13.7%、美国16.81%、欧盟27.2%，其中，瑞典、法国和丹麦均高于30%，超过我国十几倍。中国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公共性支出占GDP比重一直徘徊在世界倒数最后几名，与中国争夺倒数第一名的国家全加起来也不过三、五个。

　　这就出现了一个让未来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目前中国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一方面，只要提到民生指标，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甚至连少得如此可怜的一点儿养老金都已亏空，这是在金融危机中许多濒临破产的国家都没有出现的可怕情况。另一方面，提到经济发展，中国又是世界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有史以来唯一经济高速增长30年的国家，是世界上最财大气粗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人，是全世界最大的黄世仁。而最强大的美国反倒是全世界最大的杨白劳。以至于整个西方国家都认为，正是中国白送给美国的财富太多了，养成了美国人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才造成了目前的金融危机。既然是中国养成了美国人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中国就要承担相应责任，增加购买美国债券，把更多的财富送往美国。由美国操纵的中国伪自由派更是掀起了一波新的政治浪潮，要求顺从美国的呼声响彻云霄，为美欧等西方国家向中国索取“人權利润”积极创造条件。

　　“人權利润”是和“底线财富”相联系的另一个掠夺中国的经济工具。一方面，作为改革教一路人马的买办集团突破人类文明底线攫取巨额财富，比如把罢工自由列为极左罪行加以禁止；另一方面，作为改革教另一路人马的伪自由派，又以禁止罢工违反人權为理由，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政治讨伐，迫使中国支付巨额财富换取稳定，从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權利润”。“人權利润”和“底线财富”是造成当今中国经济极度繁荣和民生极度艰难同时并存的直接经济根源。虽然追根溯源，私有制和两极分化才是总的经济根源，但是直接原因却是中国独有的“人權利润”和“底线财富”。正是“人權利润”和“底线财富”，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变成了西方国家高消费的30年，最终的结果就是掏空了中国资源，毁掉了中国家园，甚至连数千亿养老金都掏空了。

　　此前我们一直在讲，以毁灭环境和耗尽资源，以牺牲国民的工资、福利和健康换取的财富，虽然被西方国家拿走了（包括贪官污吏的腐败财富也流向了西方，已掌握的数字就超过6千亿），但是最终要由中国人民来偿还，要由中国的子孙后代来偿还。目前这个偿还已经开始了，虽然降低养老金的改革算不上什么，用改革教的习惯语言来讲，还在人民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但它却是一个历史标志，它标志着“让少数人发财，由多数人买单”的中国改革模式，正在由“让少数人发财”为主的阶段，过渡到“由多数人买单”为主的阶段。为破坏的环境买单，为透支的资源买单，为损坏的健康买单，为取消的福利保障买单，为坑蒙拐骗的市场买单，为道德崩溃的人际关系买单，为流氓横行的社会环境买单……。总之，无论是大自然赐予的，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或者是我们前辈创造的，抑或是子孙后代应该拥有的，都已经被这一代人变现干净，甚至连我们的灵魂都已经变现抵押给了魔鬼。中华民族再也没有可变现的东西了，变现的时代已经结束，偿还的时代正在到来。目前养老金改革的标志性意义就在于此。如果说在“发财阶段”都没有富裕起来的白领，进入“买单阶段”后就更不用再做富裕美梦；如果说在“发财阶段”就在买单的蓝领，进入“买单阶段”后不仅会被更加牢固地锁定在买单的倒霉命运上，甚至有可能连买单的资格都会被彻底剥夺。

　　目前是中国财富变现的高峰期，各种资源变现的财富在全世界到处抛撒，仅投向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美国企业的资金就超过2.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2008年4年的社会保障支出，甚至为了花钱，竟然发起了两年投资4万亿的花钱大跃进运动，在如此惊人的财富变现高峰期都没钱解决中国人自己的养老问题，一旦财富变现的高峰期过去，中国所有的历史欠账将如何偿还？谈到这里许多人仍然会继续前面的疑问：中国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为什么中国能拿出相当于5万亿人民币的资产购买美国国债，去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却连本国知识分子1千多亿养老金都不堪重负？为什么能两年投资4万亿让各级官员上项目，却不能拿出1千多亿让知识分子安度晚年？既然投资4万亿是刺激内需，那么解决养老问题是最直接的刺激内需，并且无需转换浪费，可以直接消化掉出口受阻的那部分轻纺产品。的确，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无法理解也不曾出现的现象。本来，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要满足本国人民消费，可中国却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相反现象，舍弃本国人民消费去发展经济。是中国政府不想满足中国人民的生活需要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舍弃本国需求而发展呢？

　　矛盾的根源就在于“猫论”。世界独一无二的“猫论”，造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畸形经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政治伦理，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宗旨，把赚钱变成了国家的职能和任务，使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的以赚钱为目标的国家。国家以赚钱为目标，必然成为脱离本国人民的独立经济实体，所有投资都要以盈利为目的。如此一来，本国老百姓就倒了大霉。由于国家和老百姓成为利益竞争关系，而老百姓又在国家统治之下，老百姓便成为天然的掠夺对象，必然成为弱势群体，中国的弱势群体就是由此形成的。比较一下中美两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投资计划就会发现，中美两国振兴经济的逻辑是相反的。美国7千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并不是政府动用本国财政资金进行投资，而是由美国政府出面向世界各国发行国债，让世界各国出钱投资美国经济，继续维持并争取提高美国人民现有生活水平。在此，美国生产目的和生产手段之间的关系，倒确确实实有些类似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反观中国投资计划则相反，不是通过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求，而是通过牺牲人民福利发展经济。这就是为什么宁可花5万亿购买美国国债，也不花1千亿解决本国人民养老的原因。购买美国国债可以带来利息，用于百姓养老没有任何利益。当盈利成为国家投资目标时，结果就只能是像目前这样，可以把钱花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就是不能花在老百姓身上，因为花在老百姓身上不会带来任何盈利。如同家长一旦把盈利作为目标，则无论怎么花也绝不会把钱花在孩子身上，哪怕是赌博一次性输光，也会认为是正当花费。这就是我们一直坚持批判“猫论”的一个根本原因，“猫论”已成为中国经济殖民化的自动导航仪，无论采取多少纠偏政策，只要不公开批判这一理论，中国经济就会自动驶入殖民化轨道。胡錦濤新政的民生路线之所以始终得不到落实，中国经济转型之所以始终无法完成，根源就在这里。

　　胡錦濤主席提出“不折腾”的初衷是好的，是想在实践中悄悄完成这一转变。但是目前看来，要悄悄完成这一转变十分困难，国外敌对势力和国内买办势力，以及他们所操纵的伪自由派等汉奸势力，都十分清楚“猫论”是推动中国改旗易帜的最有效理论，是最终推翻共産黨和解体共和国的最有效武器，是把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变成一盘散沙的最有效工具。这是一百多年来西方国家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兵不血刃、奴役中国的最好方法，他们是绝不会容许中国摆脱这一历史陷阱的。最近，针对世界左转的历史大潮，针对中央放弃反左口号的政治转型，针对毛主席再次回归祖国大地的根本大势，国内外敌对势力策划动乱扯起的一面新旗帜，就是“猫论”创始人。这个新的政治动向，表明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在改变策略，由以往那种单纯宣扬散发着西方狐臭味的普世价值，转而采取具有中国特色的“猫论”武器来制造动乱和分裂，最近他们提出的“保护腐败论”就是“猫论”的具体运用。所谓“保护腐败论”，是由美国操纵的伪自由派争取现任官员的统战理论。他们告诫现任官员，如果让左派上台，腐败官员将肯定会被清算；如果让右派上台，腐败官员就能避免清算，得到有效保护。所以希望现任官员能够从自身利益出发，和他们一起联手解散共産黨，解体共和国。当“猫论”已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动乱和分裂的政治旗帜时，作为执政的共産黨人要维护和巩固其执政地位，就必须果断抛弃把13亿中国人民锁定在道德洼地上的这一实用主义流氓理论。这是落实民生路线，惩治腐败，摆脱殖民经济，避免被折腾的有效方法。

　　目前正在进行的养老保险改革再次证明了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官人经济”加“洋人经济”。改革已成为官人和洋人占有和瓜分社会财富的基本手段。这次养老保险改革就是再好不过的典型。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约4千万，其中公务员约1千万，事业单位人员约3千万。如果从减轻财政负担出发，应该是把包括公务员在内的4千万财政供养人员的养老保险，都降低到企业水平；相反，如果从社会公平出发，则应该把企业人员的养老保险提高到机关和事业单位水平。而目前的改革却是非驴非马，只把3千万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险降低到企业水平，1千万公务员仍然享有高额养老保险。如同以往所有掠夺性改革都能创造出相应的学术明星一样，这次养老保险改革又成就了几个丧尽天良的学术新星，提出了所谓“融冰理论”，说什么养老保险改革如同融化冰块，先融化掉3千万事业人员这个大冰块，再融化1千万公务员这个小冰块就容易了。先不说这个“融冰理论”的逻辑顺序狗屁不通，就其改革目的来说十分明显，就是要好钢用在刀刃上，甩掉3千万事业人员，以便挤出更多财政资金让公务员享有更高的养老保险，又怎么可能先融化“大冰块”、再去融化“小冰块”呢？

　　中国3千万事业人员的主体是知识分子，现在被官员赶下分享改革成果的福利列车，再次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兔死狗烹的历史命运。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兔死狗烹的不变命运，根源于他们总是扮演狗腿子的不变角色。当初权贵富豪打着改革的旗号抢劫蓝领时，知识分子齐声叫好，现在报应到了自己头上，知识分子才发现自己连最起码的呼吁能力都已彻底丧失，因为有能力呼吁的那些知识精英，在抢劫过程中不仅抢足了自己这一代人的养老保险，甚至连儿子孙子的养老保险都抢足了，不可能去管别人死活——哪怕是同类也毫不在乎。只可怜那些天天威胁孩子不好好学习就要去企业当工人的普通知识分子，到老却是自己落得一个享受企业待遇的最终结局。但愿通过这一番折腾，中国知识分子能够觉悟起来，能够意识到，知识分子的力量在于扎根于民众之中，而不是依附于官员之上。中国知识分子与欧美知识分子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就这里。当初毛澤東让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苦心也在于此。可惜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不感谢毛澤東，反倒被人利用来恶毒地践踏毛澤東，把教师节定在毛澤東逝世的第二天（9月10日）。由于中国人都是头天晚上庆祝节日，这就造成了每年9月9日都要敲锣打鼓的喜庆场面。如此人神共愤的歹毒设计，纵然民心可侮，但是天理难容！从那时起，便注定了中国教师冥冥中的悲剧命运：先是精神世界的堕落，所谓“公检法，国地税，人民教师，黑社会”，就是对教师精神世界堕落的描述；然后便是社会地位的堕落，目前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教师罢课事件，就是教师社会地位堕落的反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个教师节，就把中国教师送上了灵与肉的赎罪道路，并且至今许多人也不明白，设置教师节本身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宠物化的标志。虽然有时宠物也能上桌吃饭，但前提是主人饭多吃不了，现在主人的财政紧张了，宠物也就只能重新回到桌子下面吃残渣了。目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还只是多与少之间的矛盾，如果财政继续紧张下去，等待中国知识分子的将很可能是有与无之间的矛盾。

　　中国财政规模已超过6万亿，并且仅外汇储备一项就超过13万亿人民币，何来财政紧张一说？这里的财政紧张不是相对于国家财力而言，而是相对于中国官员超越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高消费而言。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超过GDP增长，而用于官员消费的行政费用增长，又远远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1978年中国财政收入是1132亿元，行政费用开支52亿元，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是4.6%。2008年中国财政收入是61316亿。按照有关专家和“两会代表”提供的数字，目前行政费用开支占财政支出比重大概在20％左右，相当于1.2万亿左右。30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增加了54倍，行政费用开支则增加了200多倍，并且在***以前，仍然以每年23%的速度递增。中国财政收入增加的绝大部分都被官员消费掉了。无论和本国七十年代纵向比，还是和世界其他国家横向比，财政收入中除了行政费用开支火箭般上升外，其它所有指标，包括国防、医疗、教育、养老、保险等，无一例外地都在下降。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都在向1978年的中国看齐，可见那时的中国不仅在政治文化上是世界的榜样，即便在财政结构上也是世界的榜样。目前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最低的日本是2.38%，因担负“世界任务”而开支最高的美国也不过9.9%。除去比较特殊的美国之外，世界各国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一般都不会超过6%。中国财政已经被胡錦濤新政冻结的比重都高达20%，这就是中国官员能够拥有超越帝王生活的财政基础。如果中国官员的行政费用能够像往常那样没有任何障碍地继续增长下去，也不会拿3千万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开刀问斩，关键就在于以胡錦濤为代表的党中央为贯彻新的民生路线，在***后强行冻结了行政费用的增加部分，对行政费用开支实行零增长政策。这显然触犯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但是又不敢直接反抗中央，便采取了“打儿娘就范”的策略，把3千万知识分子退入火坑，通过知识分子闹事逼迫中央放弃零增长政策，以便继续维持官僚帝王般的生活。这才编造出了所谓财政不堪重负的借口。

　　其实，全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总额也就是1千多亿，原本就不大的数额，再怎么减少也不会对财政负担有实质性影响。醉翁之意不在酒，打儿是为让娘就范，目的就是要给中央一点儿颜色看，这和他们去年制造股灾如出一辙。据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官员一年吃喝游玩费用就超过9千亿，相当于9年全国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总额。改革不在那吃喝玩乐的9千亿上打主意，却偏偏在这1千亿活命钱上打主意，明摆着是在激化矛盾操纵闹事。如同西方国家向中国索取“人權利润”，台湾向大陆索取“统一利润”一样，中国官僚集团也学会了向中央索取“稳定利润”，增加行政费用就是其中一项“稳定利润”。可见，权利被架空又和民众相隔绝的中央政府，要想推行一套民生路线相当艰难。难就难在摆脱了民众制约的官僚集团却对中央政府形成了单向制约，中央政府所有的政策都要经过官僚集团的利益过滤，对官僚集团有利的政策无限放大，对官僚集团不利的政策则坚决抵制和扭曲，中央政府则完全无能为力。表面看起来好像中央政府十分强大，其实全部权利都掌握在官僚集团手中，中央政府没有任何独立权利。

　　就拿国家首脑来说，无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或者是毛澤東主席生前，都可以直接任命一个老百姓当部长，全世界唯独目前中国的胡錦濤主席做不到。奥妙就在于当今西方国家的社团民主和舆论自由，与中国文革时期的群众组织和“四大自由”，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和历史作用，就是对权利集团具有强大的约束作用，这就决定了当今美国和当初中国的官僚集团，只能是对中央政府和民众两头讨好，形成中央政府和民众两头拥有实权。官僚集团根本不可能像当今中国这样能够对上约束中央、对下欺压民众，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形成这种状况的根源，我们在其它文章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只是简略概括出最根本的一点，这就是：中国官僚集团用西方精英民主的方法，在权利上架空了中央政府；又用妖魔化文革的方法，在政治上架空了中央政府；把中央政府完全变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表面看上去很强大，实际上对内对外都十分脆弱。当初建立这种政治体制完全是为老爷子充当太上皇准备的，对上要随意玩弄中央政府，对下要准备欺压群众，就必须使两头权利虚置，形成官权独大的权利架构，让各类精英享有没有任何约束的民主自由。

　　可以说，目前中国叫喊民主自由的各类精英，即便是权利最小的文化精英，所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也超越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当今世界所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精英，能够拥有中国文化精英这样没有限制的自由权利。美国的文化精英不可能拥有随便辱骂耶稣的自由，也不可能拥有要求清算所谓耶稣罪行的民主；以色列的文化精英不可能拥有宣传犹太人是劣等民族的自由，也不可能拥有可以废除《圣经》的民主……。无论是美国精英、以色列精英，还是欧洲精英，都没有侮辱民众信仰、剥夺民众财产乃至摧残民众生命的自由，唯独中国精英拥有这些自由。中国的文化精英可以随意侮辱民众信仰，中国的经济精英可以随意剥夺民众财产，中国的司法精英可以随意摧残民众生命。中国精英所享有的民主自由已经达到了空前绝后、为所欲为的极端程度，并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如果中央政府进行约束，就是专制暴政；如果百姓进行反抗，就是文革暴民。左手拿着暴政的大棒对抗中央，右手拿着暴民的大棒打击民众。在世界面前，把中国政府妖魔化为暴政，把中国人民妖魔化为暴民。中国人怎么做都是错，中国人干什么都有罪。于是在文化精英、民主精英、改革精英对中国的妖魔化过程中，中国逐渐沦为国际社会讨伐的对象，成为西方国家宰杀的对象，成为国内外反华势力“折腾”的对象，甚至成为国内官僚集团“折腾”的对象。这不，全国各地教师罢课风波尚未平息，又开始“折腾”起了3千万知识分子。“折腾”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中央政府和民众的双输。在中央政府和民众互相折腾的双输中，中国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再从中拿出一小部分奖赏给中国精英分子，让他们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在中国继续“折腾”，为西方国家“折腾”到更多的中国财富。

　　所以，现在已到了废除官权体制、还权于民的时候了。只有实行包括每个劳动者在内的大众民主、大众自由，才能切除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毒瘤——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可以说，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是当今人类社会最大的祸患，无论是目前困扰世界的金融危机，还是困扰中国的腐败政治和殖民经济，其主要祸根就是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而克服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的唯一选择，就是中国文革创造的、目前美国已初露萌芽的大众民主和大众自由。前面提到的，无论美国欧洲的精英，还是以色列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精英，之所以不会自由地辱骂本民族是劣等民族，之所以不会勾结其他国家来民主地决定本国事务，就是大众民主和大众自由制约的结果。可以说，如果今天晚上人民群众拥有了民主自由，那么明天早上太阳照耀到的，就肯定会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中国。所有那些带有殖民色彩的汉奸媒体，肯定会在一个晚上消失得干干净净；所有那些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汉奸学者，也会在一个晚上就完全销声匿迹。中国财富不仅不会再继续流向国外，甚至已经被逃亡官员带走的那近万亿财富也会回流国内。

　　中央政府应该坚信这一点，中国人民也应该坚信这一点。主席生前曾反复强调，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而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党不敢相信群众，群众也不相信党。这主要是改革教在党和群众之间设置了政治防火墙的结果。被防火墙隔绝开来的党和群众，同时失去了原有的强大力量，党没有力量驾驭官僚，群众没有力量监督官僚，双方同时被官僚集团拖着走向与自己利益相反的方向。中国官僚集团为了永远地把党和群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一方面不断加固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防火墙，让党和人民群众互相猜忌互相敌视；另一方面积极投靠西方国家，走上了买办化和汉奸化的发展道路。如果再不拆除这道防火墙，党和人民群众将同时被拖向死路。拆除这道政治防火墙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目前中国已进入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阶段，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发展道路已是不容回避的迫切问题。既然中央已经宣布绝不选择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精英民主，就应该选择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此外再没有第三种民主模式。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过渡，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那些强大国家的力量，无一不是来自于向大众民主的过渡。国内外反华势力对文革的妖魔化，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大众民主形成了很深的误解和疑虑，总担心人民群众一旦拥有了民主权利，就会把矛头指向中央政府，就会导致社会混乱。各种反动势力就是利用这种担心和疑虑，不断制造人民群众的愤怒，不断激化党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堵塞中国走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道路。目前，中国社会矛盾已接近白热化状态，随时都会爆发出来，如果不加以有效引导，把矛盾释放到国内外反动势力头上，他们就会引导群众把矛盾释放到共産黨头上。总之，积累起来的矛盾是一定要释放的，不释放就会爆发，避免矛盾爆发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主动释放矛盾。虽然胡錦濤主席提出了不折腾策略，旨在化解矛盾于无形之中。但是，目前这种“大刀向百姓头上砍去”的改革措施，正在不断地把矛盾推向极端，而且其速度已经远远超过党中央民生路线化解矛盾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胡錦濤新政化解矛盾的努力很难奏效，最后只能通过对民主的选择来解决矛盾。

　　是选择大众民主？还是选择精英民主？这个问题已经严峻地摆在了中国共産黨人和中国人民面前。这是光明与黑暗的选择，这是和平与动荡的选择，这是统一与分裂的选择，这是崛起与毁灭的选择。

　　相信中国共産黨人和中国人民一定会做出让中华民族崛起的正确选择。

　　作者：张宏良。

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

2009-02-21T18:18:00.002+08:00

　　拉薩事件发生以后，小道消息迅速传开，但是国内媒体照例噤声。连续几天，各家媒体上都只有西藏自治区负责人的简短通报和谈话。通报中，对于事件的描述只有一句：“近日，拉薩极少数人进行打、砸、抢、烧破坏活动。”相当于一个标题新闻。民众从谈话对達賴集团的严厉谴责中，已经知道此事非同小可，自然愿闻其详。依循过去的经验，很多人通过境外媒体来获取更多消息。此时，几个揭露境外媒体虚假报道的帖子和视频却在网上流传开来，很快就酿成了一场中國民众愤怒声讨西方媒体的网络事件，出现了一些名为“反CNN”、“反BBC”、“反美國之音”的网站。

　　根据网民搜集的材料，包括德国、美国、英国和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媒体对拉薩事件的报道中出现了明显的事实错误。从新闻职业规范来看，有些错误非常低级，甚至有刻意误导的嫌疑。尽管有几家媒体进行了道歉和更正，但是失实新闻造成的伤害既成事实，难以得到中國民众的谅解。跟任何虚假新闻一样，这个伤害首先指向媒体自身的公信力，一万个真实也挽救不了一个谎言。在此事的后续报道中，在将来的其他重大事件中，倘或中國媒体同样不能自由报道，而境外媒体又变得面目可疑，那么真相从何处来呢？

　　一些揭露境外媒体虚假报道的网民宣称，他们要用行动让世人看到拉薩事件的真相。这个说法逻辑不通，因为他们的行动只能让人看见西方媒体报道不实的这个真相。拉薩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多数中國人看到的只有政府在封锁消息几天之后统一发布的新闻。对于任何来源单一的垄断性新闻发布，我不敢说它是假的，但是也不能确认它是真的。事实上，境外媒体大多称之为“中國政府精心编织的真相”。随后政府组织外国记者赴藏采访，他们的报道大多也没有翻译过来。由于声讨西方媒体热浪当头，即便翻译过来也没多少人相信。

　　愤怒仍在扩散。尽管“反CNN”网站声明：“我们并不反对媒体本身，我们只反对某些媒体的不客观报道；我们并不反对西方人民，但是我们反对偏见。”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很多网民走到了相反的方向，甚至一开始就站在相反的方向：他们并不真的在乎新闻的客观公正，而在乎媒体本身的立场；偏见未必是不能接受的，关键是看你偏向哪一边。如果真的站在新闻价值的立场，那么他们就不会仅仅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而且应该质疑中國政府对消息源和国内媒体的双重控制。毫无疑问，后者对新闻价值的伤害更甚于前者。正如已经发生的事实，对个体媒体虚假报道的矫正相对容易，几个耐心细致的中國网民就可以做到。对新闻控制的抗议面对的是国家权力，全世界都徒唤奈何。

　　一些中國民众已经看到，虚假报道和偏见并不是最可怕的，只要有一个开放的舆论环境，允许充分的揭示和讨论，它们就有走向真相和公义的机会。这次网民对于境外媒体的成功反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早发现问题并及时反应的，是海外的中國留学生。他们制作的揭发图像不仅在BBS上自由流传，而且也在“Youtube”这样的著名网站上火热播放。假如这些网络媒体都受到限制，那么揭发进程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这些虚假报道对新闻价值的最大伤害，在于让很多人进一步放弃了对客观公正的信赖，而选择了狭隘民族主义立场。他们从中得出结论说，普世价值都是骗人的玩意儿，只有国家利益的你争我夺。他们甚至以此为依据说，撒谎也是一种“国际惯例”，从而对自己身边或者历史上的谎言予以谅解。当然，一些人本来就是这样想的，这次媒体事件让他们又找到一个证据，从而去对别人宣讲而已。

　　但是我也看到，有很多中國人借此机会进行了更广泛的讨论和更深入的思考。他们发现，西方人对中國的偏见，源自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那么应该警惕的是，汉人在面对少数民族时，有没有这样一种由文化优越感而导致的偏见呢？西方人对中國的歪曲报道，源自不愿意倾听和了解，沉迷于萨义德说的那种东方主义想象，那么我们对少数民族又如何呢？如果我们以民族主义为武器来反抗西方，那么怎样说服少数民族放弃民族主义，加入到主流的国家建设中来呢？達賴喇嘛要求政府对他重新评价，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

　　
　　作者：长平，资深媒体工作者，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现为《南都周刊》副总编辑。

一九九四年北京建国门事件解密

2009-02-21T18:17:00.001+08:00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加拿大各大电视台突然播出紧急新闻：中國首都北京建国门外使馆区附近发生枪战，伊朗外交官和他九岁的儿子当场死亡。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一辆黄色“面的”的挡风玻璃已经粉碎；一辆两节相连的公共汽车浑身弹洞；受了伤的伊朗外交官的孩子在车里大哭大叫；武警和警察持枪奔跑；人们抬着伤者急冲冲地撤离。与此同时，“砰砰叭叭”的枪声不断地爆响着。

　　中國政府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关闭了电视卫星传播，禁止各国记者进行现场采访。加拿大记者是因为枪战就发生在他们的外交公寓下面，而且是因为他们估计到了中國政府可能采取措施，在中國政府尚未醒过来的瞬间，抢在禁令之前转播了现场实况。这才使人们看到了几个珍贵的镜头。

　　国内的新闻媒介全部奉命对此保持沉默。只是当天的《北京晚报》被授权刊登了新华社的一条一百余字的新闻。以至于该报价格暴涨，据说最高的被炒到了原价的五十倍。

　　凶犯系驻守在通县的北京卫戍区三师十二团的中尉副连长，刚满三十岁，来自河南农村的田明建。该人聪明机智，勤恳好学，曾被保送西安陆军学校深造，军事技术颇有造诣，特别是枪法，是学员中的尖子。在团司令部任参谋时，深受上司赏识，上下左右的关系也十分圆滑。许多官兵在涉及切身利益的关头，常常托他代为疏通，既然一言兴邦，自然也就少不了一字千金。一次，某战士重礼贡进，但求事无成，一气之下将他受贿的隐秘曝光，田明建遂被下放连队任职。副连长这个职务，按部队惯例是负责行政管理的。此前不久，一士兵请假探亲，田未批准。该战士平素与田关系不好，知道他借职权之便作梗刁难，与之争吵不休，田盛怒之下，对他拳脚相加。不打人不骂人是部队的纪律，殴打战士更是绝对禁止的。这就成为了轰动军营的事件。田明建停职反省，但一直思想不通，拒不承认错误，并与营团两级主管言语对抗，上级遂决定予以处分，而且，公开警告说：再不悔过，将令其还乡务农。

　　此时又发生的另一件事促成了田的铤而走险。田在农村的妻子曾与其生下一女，像大多数农村子弟一样，他一直盼望妻子能为其生个儿子，他受处分之前他妻子即已怀孕，由于农村严格的计生政策，他一直对部队隐瞒自己老婆怀第二胎的事，受处分后团里检查田的家信，得知其妻怀孕后即通知地方计生办，派人带其妻去乡里作强制人流，结果由于怀孕已近七个月，出了医疗事故，不但孩子没了（后证实为男婴），连大人也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田明建见似锦前程化作泡影，老婆儿子也没了，顿感心灰意冷、人生绝望，但他不甘于默默地沉沦，决心采取极端方式引起社会关注。部队的惯例是：被停职反省而非隔离反省者，在正式处分下达前，只是不工作，不出操课，而无须办理交接。这给田明建向社会寻求报复提供了可能。九月十九日晚，他请枪库保管员吃饭，并从他手中借了钥匙。他从连队的武器库中取出一支部队刚刚装备不久的八一式步枪和满满六匣子弹。出操之前他把枪藏在检阅台旁边的椅子下面。他又和平时相熟的老乡战友打了招呼，说第二天出操他叫卧倒就趴下（事后这几人因发现征兆却未举报而受了处分）。

　　九月二十日晨，连队出操之际，他像所有因身体不适、度假、调离等而无需参加训练的军人一样，站在旁边观望，谁也没觉得什么意外。谁知，当团政委来到操场上作例行视察时，田明建突然喊卧倒然后出枪射击，团政委等四人当场死亡，十多人受伤。军营一时大乱，田明建趁机窜上公路，劫持了一辆过路的吉普车，直奔天安門广场而去。车过建国门立交桥附近突遇红灯，司机趁机将车撞到路旁的树上后弃车便逃，岂料遇上田明建这样的枪手，只一枪就把他撂在那儿再也起不来了。田转身朝迎面驶来的黄色“面的”冲去，“面的”司机见凶犯朝自己来了，急忙开门想逃，但，未容他离车，无情的弹雨就盖了过来。紧接著，田明建的枪口转向了路上的行人、车辆和建筑物，一时间血肉飞溅。

　　大批武警持枪赶到，试图用强大的火力将凶犯消灭。田以街心交通护栏为掩体，时而卧倒时而半蹲，准确射击，数十名武警竟一时无法靠前。恰在此时，一辆44路公共汽车驶来，如果司机冷静机智，以最大油门全速直冲，本可有惊无险。但那个司机受过这种训练呢？被横飞的枪弹吓懵了的司机，竟然把车停在路中间，子弹成串地飞到车里，乘客纷纷倒在血泊之中。不少早晨骑车上班的人也从自行车上被扫下来。正在这里硝烟弥漫、枪声震耳之际，伊朗大使馆政务秘书尤素福·默罕穆德·皮什科纳里驾车送孩子上学由此路过，一串子弹飞来，尤素福当场身亡，四个孩子中一死两伤。

　　田明建毕竟只是针对社会发泄不满、闹事寻死，并没有更缜密的思考和谋略，因此枪战了一阵之后，便且战且退被军警围困在雅宝路的一块空地上，所带的近两百发子弹将近打光，他便用短点射压制警方火力。后来部队狙击手进入使馆区的高楼从背后射击，他才中枪毙命。

　　事件正好发生在国庆四十五周年的前十天。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国务院总理李鵬在当年的国庆讲话中，不得不加上了我国一些地方社会治安还有许多问题等这样的话。

　　田明建事件反映出很多问题：落后的军队管理体制、政工干部私拆他人信件、农村计生干部视人命如草芥等。长此以往，必有大乱。四名团级干部死有余辜。

　　巷战，起码有三件不可或忘的要领，即：一、正面对敌，背有依托；二、敌总我寡，凭险据守；三、弹勿虚发，留有后备。田选择半自动步枪而非冲锋枪是对的。

　　田明建在建国门枪战中所显现的战术动作有一定素养，如低姿快速前进、利用地形地物。可是，他在几十名武警和警察利用街树、楼房、车辆的掩蔽向其逼近之际，竟然依旧背对对方狂奔。最后，在已经身陷包围圈时，依然向空旷处寻求生路，而不是就近利用建筑物隐蔽自己，作困兽之斗。此外，田在与武警接火之后，仍然胡乱扫射无关物体，除了表明他意在闹事寻死之外，也表现出他缺乏一个职业军人在巷战中所应有的本能。虽然他是在几乎打完所有子弹之后才被击毙的，但这至少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所在的北京卫戍部队在巷战中的军事素养。作为城市的卫戍部队，水平如此，很难说是合格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好莱坞警匪片中，以及各国特种部队纷纷仿效的单手换弹匣的漂亮动作就是在这一天由田明建介绍给世界的。

　　
　　作者：佚名。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印度

2009-02-21T18:14:00.001+08:00

　　第一章初入新德里

　　到印度已经一个星期了，来跟大家说说我的所见所闻。

　　由于中國对媒体的控制力度比较大，因此我们对印度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政府的宣传：“印度人口也有10亿之多，但面积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大小，因此地少人多”、“近代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广大人民生活在剥削与压迫之中”、“科技很发达，软件业名列世界第二”、“天气太热，每年都热死几千人，不适合人类居住”……

　　到了印度，首先让人感到惊讶的就是新德里国际机场的破旧，机场大厅的四面墙都是用石灰水粉刷的，没有什么广告和宣传画，墙上面满是污渍，很多大块的墙皮已经掉了下来，露出黑乎乎的砖块。更令人惊讶的是，从新德里国际机场望出去：唯一一条公路的两边居然到处都是破旧的棚屋，还有很多人就睡在公路边上，甚至睡在汽车下面。公路两边的地面上还有很多像下水道井盖大小的洞穴，据说这都是穷人居住的地方。沿着公路进入市中心，我们惊讶的发现，马路两边有很多穷人的房子。所谓“穷人的房子”，就是用装石灰的编织袋和几根树枝搭成的，没有四面的墙壁，一家十几口人就住在几平方米的屋顶下面。也有条件稍好一些的，住在黑乎乎的帆布做成的帐篷里面，让人联想起了电影里的游牧民族。条件再好一点的就用废弃的铁皮搭成屋子，在城里，很少见到砖瓦搭成的房子。这些信息完全正确。

　　进入城市，吃惊的目睹了传说中印度的一大奇景：行驶的公共汽车上，不但车厢里挤满了人，车顶上也坐着人，居然连车厢外面也挂满了人，虽然扒着车窗，神情却泰然自若，毫不紧张，其技术之高实在让人佩服，我当时就想：美国的蜘蛛侠是不是从印度移民过去的。再仔细一看，发现在车门的位置上没有门，只有一个门框，连驾驶室也没有门，后来才听说：这边的公共汽车路过站台时是不停车的，上车的人直接扒到车窗、车门框上，下车的人就直接从车门跳下去（不太全面，有时候车顶都做满了人）。进入新德里的繁华市区，失望的发现所有的建筑通常只有二、三层，全城最高的建筑也只有四、五层楼高，实在不像一个大国的首都。后来，经过当地人确认得知：整个德里的最高建筑为九层。

　　更令人失望的是：街上的商店大多都只有国内的一个售报亭那么大，无论店里、店外都是极其的脏乱和破旧。由于面积太小，通常每个商店只卖一类商品，种类也非常之少，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比如说买鞋吧：一进门，老板就会请你坐下，服务员跪在地上仔细观察你的脚，估计一下号码，然后拿一双鞋给你，不满意就再换一双，直到大小合适为止，最多可以挑选一下颜色，基本没有样式可供选择。

　　尽管城市如此残破，但是物价却令人咋舌：任何生活用品的价格都是国内的二至三倍，甚至十倍：洗发水要50多元一瓶，矿泉水瓶（空瓶）要6元，香皂10元1块，大白菜要10元钱1斤……。原因很简单：当地的穷人用不到这些东西，这些都是用来给外国人用的。是这样的，东西奇缺，还很贵，没有大的超市。

　　尽管如此，很多必要的生活用品在这里仍然买不到，比如餐巾纸、洗洁精、一次性纸杯等。很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印度人所谓的“上厕所”，就是在大街上解决问题，不论男女。很好笑的是，街边的公共厕所没有屋顶、也没有四面的墙，只有几个露天的蹲位孤零零的放在那里。

　　印度人的饭店就更不能提了（大家做好呕吐的准备）。首先，在印度，餐具是不消毒的，全印度的市场也买不到消毒柜。其次，就是他们的吃饭方法，将菜肴熬成糊状，用手指将菜和米饭搅在一起成一团浆糊状，再把牛奶、饮料倒进去，继续用手指搅。看着他们用黑乎乎的大手搅拌的过程，大多数国人都会作呕。不过通常是没有这个机会的，因为他们的饭菜发出一种熏天的酸臭气，中國人闻到了都会躲在至少十米之外。在当地，很少中餐厅，也买不到任何中國的零食，很让人难熬。吃饭是这样的，中國餐馆条件要稍微好一些，但是也都没有消毒，吃饭用的餐具，他们都是用一条黑的发亮的毛巾给你擦一下就用了印度人的穷是真正的“赤贫”。在城市里，即使是闹市区，也随处都可以看到：一家十几口人，住在用装石灰的编织袋和几根树枝搭成的，仅有八、九平方米的房子里，没有四面的墙壁，一家十几口人就住在几平方米的屋顶下面。据说坐飞机在孟买上空可以看到地面上很大一片白色的东西，好像我们中國的塑料大棚一样，其实那就是穷人用编织袋做的屋顶。不过我倒觉得他们的治安不错，房子既没有墙壁也没有门，居然都不会丢东西。

　　有一次，我在车上看到路边一个走路的年轻女孩，身上的“衣服”质地很特别，朦朦胧胧的似隐似透，还发出闪烁的天蓝色光芒，我当时就很奇怪这衣服是什么做成的，在中國没见过这样的布料。走近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她根本就没穿衣服，只是在身上抹上了一层蓝色的颜料。我估计：她可不是为了时尚而裸奔，也不是完全是为了遮羞，主要是为了防晒：当地的气温通常都有45度，下午可达到50度，半夜也有40度，如果不穿衣服，肯定会把人晒死。

　　当地人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白天上班或睡觉，晚上拜佛，就连世界五百强企业里的员工也一样。包括那些搞软件的，离开计算机就开始祈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当地所有的商场、饭店、理发店、甚至按摩的地方，所有的服务人员都是男的，传说联通老总来印度考察，点名要去当地最豪华的洗浴中心，要了一个“泰式洗浴”、一个“土耳其浴”后就进屋了，过了一会，围着浴巾就出来骂：“怎么服务的全都是男的？”

　　第二章排名世界第二的发达国家

　　尽管印度如此落后，然而，在印度人的心中，他们从来都是整个世界的第二名（第一当然是美国了），他们认为印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只有美国和日本才能够和他们相比（愚昧与无知）。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We must work more hard, Otherwise, China will catch up with us in twenty years.”在印度人的心目中，今天的中國还没有楼房，我们还都住在茅屋里，更谈不上坐在这里上网灌水了。印度人常常把中國的上海称作“东方小孟买”。事实上，清政府时期的上海，恐怕已经超过现在的孟买了。

　　前几天，一个印度人到上海去，看到七、八十层的金贸大厦，眼睛都直了。我同事对他说：“印度有这个吗？”他竟然回答说：“唉！想不到我们印度给你们中國贷了这么多款，你们竟然拿来盖这些东西！”

　　有一次，我和司机开玩笑问：“哇，德里怎么有这么多高层建筑，每栋楼都有二、三层？”他回答我说：“Of course, does China have so many high buildings?”德里有一个著名的三层楼电影院，下面有五、六个专卖店，当时我问司机，这是哪里？司机骄傲的回答：“This is New York Manhattan!”听得我哈哈大笑，于是我指着路边的一个帐篷问：“那这里是不是芝加哥？”

　　不过，由于印度全民信奉宗教，几乎人人都活在神的世界里，他们的幸福感非常强，是全世界几个幸福感最强的国家之一。印度人的张狂只有到印度之后才能体会到，在他们眼里，我们到印度就应该有到了天堂的感觉，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是国内见不到的。

　　第三章谁剥夺了我们快乐的权力？

　　在如此残乱、破旧而物价奇高的国度，我们一定会以为：当地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事实上，无论任何一个国人来到印度，都会产生无限的感慨：感慨我们的生活是如此辛苦，如此麻木。下面，让我们来对比一下。从小我们就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到了印度，我对这句话有了充分的体会。当地的有钱人每天在家里睡觉、祈祷、看电视，最多在家里的花园打打球，很少出门。可不像我们国内的有钱人活得那么累，还要天天出去应酬：吃饭、喝酒、过夜生活、打麻将。中产階級，也就是象我们一样出来打工的，每天九点半上班，工作七小时，几乎从来不加班。而且上班的时间，也基本都在聊天、喝茶，侃大山。印度各种节日加起来至少比中國多三倍。工作轻松的很。这些白领下了班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到了家里就祈祷，念经念到晚上九点吃饭，吃过饭立刻就睡觉，所以个个都是大肚子。周末也基本不出门，就在家里看电视。

　　也有勤奋的人早起锻炼。他们这个国家的锻炼方式是走路、咆哮或者瑜伽。早上在去公园锻炼的人：有的绕公园走一圈就坐车回去，有的站在那里大喊大叫，有的躺在草坪上好像睡着了，估计是在练瑜伽。我当时就像，这个民族真懒，连锻炼的方式都那么懒。

　　他们的劳动人民也很懒，很多人就在家里呆着，根本不出门，也不知道他们靠什么生存。就是那些最辛苦的建筑工人，也懒得很，每天只工作几个小时，而且效率非常低，通常一个施工队盖一幢二层的小楼要盖一年。我就亲眼见到一个刷墙的工人，一整天刷的墙大概只有两只手掌那么大。这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德里的建筑这么少，因为盖楼盖得太慢了。

　　德里市中心30公里外的地方，有大片的荔枝林、椰子林，有很多人摘了果实在路边卖，虽然城里价格要贵的多，但是他们不会进城去卖，因为嫌太远，懒得去。（在印度，随便哪里都可以摆摊卖东西，没有人管也没人收税，但是街上的商贩不多，为什么？因为当地人觉得卖东西太累。）

　　印度人没有户口的概念，想在哪个城市生活就在哪个城市，不需要任何手续，也不需要任何费用；只要是没有人住的地方，都可以去住，没有人管。我就看到很多人住在国会广场（其宏伟规模和政治地位相当于我们的天安門广场），没人管的。印度人一般不需要买房。新德里城区里有大片的空地。需要房子住时，就在城里找一小块地方，找人把房子盖好，就可以住进去了。当地法律规定：在一块土地上，谁在上面盖房子居住谁就是这块土地暂时的主人，如果在这块地上生活了30年，就永久的拥有了这块土地，政府也没有拆迁的权力，所以，整个印度都没有高速公路，因为没办法拆房子。有人一定会想：多占一些地，卖出去行不行？不行！因为到处都是空地，所以土地是不值钱的。另外，印度人也比较懒，他们觉得大小只要够住就可以了，也想不到多占一些土地将来卖掉。

　　其实，如果仅计算工人的劳务费加上砖头、石灰的价格，一套房子的造价绝对会在一万元之内。但是，大家肯定会有疑问，城市里哪里会有那么多空地，让人随便盖房子？答案很简单：地方大！首先，城里到处都是大块的空地，我看即使把半个上海搬过去也住的下。退一步说，即使城里没有地方还可以在城外找地方盖房子。可是，又有人会问：如果到城外去盖房子，每天怎么上班，那不是要天天迟到？正好引出下一个问题。在印度，一辆崭新丰田佳美轿车的现价大约折合人民币2至3万元，有车一族的全部花销就是这两三万元加上汽油的费用，没有任何其它费用：车牌费、养路费、管理费、罚款……，都见鬼去吧！这个价格，我想大家肯定都承受的起。所以，一个月收入5千元的白领，几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下一辆汽车和一套房子。请各位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工资不必用来供房买车，全部都拿来吃喝玩乐，我们的生活将会“多么美好呀”！

　　印度是全民公费医疗的，再穷的人也不用担心看不起病；不过印度当地人全都信奉宗教，病了的话，主要是靠拜佛、祈祷，基本不去医院。

　　生活在印度的城市里，很多事情不用当地人操心：不必担心买到假烟、毒酒、带毒的山楂食品、粉丝，在街上买东西不用费心侃价，都是实价，也买不到什么假冒伪劣商品。当然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买不到盗版软件、游戏和盗版DVD。不过这只是对本国人，看到外国人他们还是会狠宰一刀的。

　　德里的空气非常清新，到处都是自然生长的树木，看上去比人工的绿化要舒服很多。由于当地人都信奉宗教，喜爱动物，所以城区里到处都是动物，走在街上，不但经常见到各种各样的狗、牛（洗得很干净的宠物），还有松鼠、鹰、獾以及各种花花绿绿的鸟，甚至还有孔雀、野猪，可以充分感到人和自然的和諧。昨天我看见几只孔雀在街边觅食，飞走的时候，姿态非常美丽，就像传说中的凤凰一样。要是在中國，早就被人抓来涮火锅了。

　　由于90％的印度人信奉宗教，所以人和人气氛很平和、融洽，不会吵架、更不会动家伙。当地人也不偷当地人的东西（只偷外国人的），所以穷人的房子没有墙壁（当然也就没有门窗了），也不怕丢东西。其实他们也没什么可丢的。

　　在这个国家没有“面子工程”，很多政府机关都是三、四层的小破楼。最令我惊讶的是，有一天，气温高达47摄氏度，我去移民局和电信局办事，发现那里面竟然连空调都没有。在新德里最漂亮的建筑就是亚洲各国的使馆（尤其是中國的）……。总而言之，他们的政府绝不会去投资几十亿、上百亿去修什么大剧院、世纪坛、奥运村，也从来不在体育运动上投资；政府的钱基本上都用来搞教育、扶贫、军事。与中國根本不同的是，议员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改善穷人的生活，而不是如何盖楼、修路、收税，为自己造政绩。也就是说，在中國，衡量官员政绩的是GDP、税收和与上级领导的关系，硬指标是GDP和税收，没有人关心民众的死活。但是印度官员的衡量标准是改善贫民生活的程度，这是硬指标。当然，印度的贪官比中國还多，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会索贿，但是数额比中國小得多，通常只是收点办事费，其数额大概在人民币几十块钱左右，还是很物美价廉的。

　　这里手机话费和市话价格差不多，长途和市话的价格也差不多，而且都是单向收费。全国有八十多个电信运营商，竞争非常激烈。打破了垄断的电信行业，服务态度非常的好，把顾客象大爷一样伺候着，哪象中國电信、中國移动那么牛？手机的价格也不贵，二、三百元就可以买到最流行的机型。

　　这里执行十二年义务教育，收费几乎为零。不用担心孩子上不起学。如果出门需要“打车”的话，起车费二元钱人民币。（对外国人他们会狠宰一刀，但有个五、六块钱也足够了。）

　　印度的金融系统非常透明，银行里没有什么死帐、坏帐，所以不用担心你的钱在银行里贬值。我们中國人的钱存在银行里，虽然表面上的数字没有减少，可是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房价涨了多少，大家都清楚，可供我们消费的净值是越来越少了。

　　在这个信奉宗教的国家，人人都相信宿命论：穷人会很安心的世世代代作穷人，不会有什么不平衡的心理，而且也甘心让自己的后代永远做穷人，也不会有什么不平衡的心理。因此，这里的穷人绝不会抢劫、杀人、制假售劣。他们的穷人和富人总可以和平相处，这在中國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作者：陈思。

中国经济庄园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2009-02-21T18:10:00.005+08:00

　　
　　最近的两则报道展示了当今中国极其矛盾的荒唐现象：一边是一票难求、万人争购，一边是豪华列车空驰北京。如果仅仅是一票难求，可以归结为铁路运力不足；如果仅仅是列车空驰，可以归结为铁路运力过剩。而目前这两种现象同时并存，形成铁路版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不再是什么资源配置问题，而是经济制度问题了，是目前中国特殊经济制度的缩影。目前中国经济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庄园化了，整个中国经济变成了一个巨大庄园。庄园经济首先是满足庄园主的需求，剩下的才是满足庄园内部劳动者的需求。这就是“一票难求”和“列车空驰”同时并存的根源。作为稀缺资源的火车票首先要满足铁路部门和相关人员发财的需求，自然绝大部分车票会落入黄牛党手中。所谓一票难求是指购买平价票，若是给黄牛党打个电话，要什么票就有什么票。铁路部门的权势是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的，必然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和抗议，别人的不满和抗议可以不管，富人和文化精英的利益不能不顾，于是便有了专门满足富人和精英利益的豪华列车，并且一定要用足够高的票价把绝大多数穷人挡在车外。在满足了铁路内部官人和社会上富人的需求以后，剩下来的份额才是满足老百姓需求。可见，这个庄园经济的分配机制，决定了即使在拥挤不堪的春运期间，也只能让豪华列车空着跑。

　　与铁路部门不同的是，整个中国经济在满足官人和富人需求之前，先要满足洋人需求。而且，洋人需求是最大的需求（外贸比重占到了GDP的75%），其次是官人的需求，再次是富人的需求，最后剩下的才是13亿老百姓的需求。西方金融危机之所以能打击到中国，就是这个财富分配序列造成的。洋人的需求一旦缩减，中国的企业立刻破产。为挽救企业，便提出扩大内需。可扩大内需的方法不是扩大百姓消费，而是扩大政府投资。扩大政府投资的本质是扩大官人需求，用官人需求的增加来弥补洋人需求的缩减。如此一来，中国经济完全变成了洋人和官人之间共享的肥肉，13亿中国老百姓完全变成了场外看客。只能等他们吃剩之后才能一哄而上拼命争抢，就像现在春运期间争抢火车票一样。最让中国老百姓悲愤莫名的是，美国在白白享用中国财富的同时，反倒责怪是中国的慷慨大方导致了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是中国人生产了商品不消费不享用，自己守着贫困却把商品源源不断送往美国，造成了美国人的透支习惯，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所以中国人要对危机承担责任。听到这个论调，中国人上吊的心都有，可是更让中国人羞愤不已的是，中国的官员、学者和媒体居然义正词严地反驳美国说，我们白送白给并不是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白送，而是美国自己消化不良。看到前些天中国媒体铺天盖地的“白送无罪论”，再看看那些通宵排队买票的人，那些通宵排队在医院挂号的人，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欲哭无泪。

　　继毛澤東的中国之后，美国一直就是个说一不二的国家，它说让中国负责，中国就必须负责。这不，奥巴马就任总统的第一个对华动作，就是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解决办法就是中国必须购买更多美国国债和其它债券。

　　看来明年的春运，会有更多的人通宵排队。

　　报道附录：

　　
　　【星岛网讯】春运现场：普通列车人挤人，卧铺动车空车厢

　　京沪双向卧铺动车组被称为目前中国最豪华舒适快速的客运列车，然而在春运期间，其他普通列车人满为患的情况下，京沪卧铺动车组却是空空如也。

　　《新闻晚报》报道， 1月22日正是春运高峰，D302次京沪卧铺动车组晚上9：46分开始候车，铁路上海站南广场入口处排起等待候车的旅客长龙，候车室内也早已人满。D302候车室也是如此，但大半旅客是其他候车室过来蹭座位的。“从下午开始这个候车室就很空，我躺在椅子上睡觉也不会有人管。”一名乘客说。

　　登上D302又是别一番景象，从车头走到车尾，该车的16节车厢中，2到7车为空车厢，一名旅客都没有，而非空车的7到15车每车也只能容纳40人。

　　列车员说，卧铺动车组运行的确很尴尬，非春运时间里，空车是很稀松平常的事，而进入春运以来，情况虽有好转但仍出现空车厢情况。

　　列车只在无锡停一站，坐在1车和16车软座车厢的乘客全部下了车，而上车者却寥寥，于是，这辆半载列车继续空着肚子上路了。人满为患，一票难求的春运为何会有这辆班次相对频繁，跑的又是热门线路的“空肚子”列车？

　　探究原因，首先就是其尴尬的票价：上铺要655元，下铺更是超过700元。车上旅客大多数抱怨不值：“与T字头京沪卧铺列车比，只快了3个小时，同样是夕发朝至，睡一夜就到，票价却贵了一大半。”

　　即使该车全部满员运载量也不大。1车和16车为软座，共可运载110人，但他们只是从上海到无锡的乘客。2车到15车为软卧，每车只能装载40人。即使满载，全车也只能满足560名乘客。这相对于一节车厢便可乘坐150人的普通列车来说，实在少得可怜。

　　躺在这辆列车上，看着每人一只液晶屏幕里播放的电影，睡着宽敞的铺位，豪华的列车配置，绝对是一种享受。但在春运，这个全世界最大规模人口流动，铁路运力不足，很多人还因为购不到车票无法返乡。

　　【钱江晚报】老伯通宵排队买票猝死

　　7日凌晨，杭州火车站售票大厅发生一起悲剧，一位大伯通宵排队买票，躺下再没起来。云南来浙打工的何师傅是现场目击者之一。“凌晨4点多，听到有人说售票大厅门口出了事，就过去看看。那位大伯看起来60岁左右，他通宵排队一直排到了大厅门口。他身上穿的衣服灰扑扑的，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没了反应。”何师傅说。120急救车赶来了，大伯已经呼吸心跳皆无。当地警方昨日也证实了有人死亡。

　　作者：张宏良。

中国经济的危机

2009-02-21T18:08:00.000+08:00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國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國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國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资源毁灭式的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黄河一般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國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國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而中國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掌握了70%财富的0.02%（最新统计）的人口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而且，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國已经做好了奶挤干净后的杀牛准备，即通过金融市场股市和汇市的对冲操作，将中國最后的剩余资产全部卷走。

　　一、

　　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國，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至于总共九届的财富论坛，有三届在中國召开。中國已经连续四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四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按照去年全国工资水平计算，这一数字相当于全国城镇职工6年多的工资总额。中國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國进口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 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中國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國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中國对亚洲的贡献更是让人惊叹，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的100%来自中國。正是中國推动亚洲经济走出了1998年金融危机时的困境，特别是亚洲经济大国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國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约占日本出口增加额的70%，日本自己也承认“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是日本摆脱危机泥潭、经济恢复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是，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日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國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國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國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据中國林业专家测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國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國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患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國就占了 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吞噬着农田，而且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有效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大量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國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野生动物灭绝殆尽，植物严重变异，人类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不仅自然环境恶化，而且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 6.7%，死亡率上升了37%。中國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有毒食品越来越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國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日本人到现在抬头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参考消息》报道，中國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 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亡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死亡个把人根本不会上报到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殺。

　　二、

　　就外贸来看，中國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國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國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对照一下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國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國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國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

　　在中國入世五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國入世五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國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日本人因为买中國筷子比洗筷子还便宜而用过就扔，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國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形成人造煤矿以储备能源。中國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的是中國资源，却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纷纷呼吁改变一次性消费，并忠告中國要保护资源。

　　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國经营的企业更是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國后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如此低的工资已经把现代社会的工人完全变成了奴隶社会的奴隶，绝大部分打工妹打工仔之所以能够在几乎白干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城市人口。

　　对他们来讲，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國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统计工伤事故。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回农村了此残生。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泪啊。

　　谈到民工的代价，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國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 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國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的数字，中國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國矿主的惊人财富。今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一位擦着鼻涕的矿主要买几百万一辆的法拉利轿车，当车模小姐告诉他这车很贵时，这位矿主“叭”的鼻涕一甩，指着车模小姐喊道：“开个价吧，连你一起买走！”最后几位矿主从车展上买走了80多辆法拉利轿车。其心态的极度扭曲，就连殖民地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出现，只有殖民地经济的“二狗子”才会扭曲到如此地步。

　　三、

　　就外汇来看，中國用民工的如河血泪、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面对中國空前的资源劫难和百姓劫难，中國主流经济学家却是一片欢呼，声称我们赚取了宝贵外汇。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储备与其说是中國的宝贵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宝贵财富更加准确。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美元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随着美元发行量的增加以及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國血汗换来的外汇随着美元而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 50%，中國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國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 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过去动员人民有句话，叫做“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现在我们则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不仅如此，美国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反过来又以我们贸易顺差的巨额外汇为理由，压迫人民币升值，并勾结国内买办集团，用外汇储备的大幅度贬值，来要挟中國政府高价进口西方国家产品。中國进口商品价格之高，同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同样令人震惊。中國进口高档轿车价格，高出海外市场价格两倍以上，劳斯莱斯“幻影”型系列的海外零售价约四十万美元，但在中國的成交价格达到了数百万。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以二百多万美元，买走了一辆劳斯莱斯最昂贵的“幻影”型轿车。进口中档轿车价格也高于海外市场一倍左右。进口化妆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更是高得离谱，简直就是公开抢钱。在中國南方奢侈品展览会上，一件翡翠首饰价格高达8000万人民币，随后举办的上海第二届奢侈品展览会，四天成交额就超过5 亿元人民币。世界奢侈品公司正在潮水般涌入中國，各地开设的店面已超过300家，许多国外地摊上的廉价货也拿到中國当高档商品卖，价格上千元的法国干红，在当地不过是地铁乞丐都经常喝的驱寒饮料。拥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价格更是邪乎，微软Windows 98操作系统美国上市价格是50美元，相当于400多元人民币，不到一个蓝领工人2小时的工资，拿到中國来卖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工人14个月的工资，深圳民工20个月的工资，后来的XP操作系统的捆绑价格更是达到了65000元人民币，这还是有庞大盗版市场的牵制，如果没有盗版市场的牵制，其垄断价格足以让中國95%以上的用户退出电脑领域，中國的信息化水平至少要倒退20年。

　　西方发达国家雇佣中國买办集团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國高价进低价出、自己低价进高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的把中國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从而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随着资源耗费量的增加，不仅没有恶化本国环境，反倒是越来越山清水秀，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國的买办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收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分离，自己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让中國来承担发展的不良后果。这种向中國剥离发展风险的体制，在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的矛盾走势上也明显表现出来，与美元对外对内一起贬值不同，人民币是对美元汇率升值，对国内的购买力是贬值，这“一升一贬”其实已经把中國老百姓的钱转移到外国老板的腰包里了。

　　四、

　　就外资来看，中國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國的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外资进入中國本身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但是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式，却正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灾难。

　　首先，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國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截至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至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國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國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國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腐败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國家没有的。中國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國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國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國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其次，外资进入中國已经不再是主要投资建设项目，而是官商勾结大肆低价收购国有资产。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民族大劫杀，第一步是“减二免三”的免税待遇，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国民待遇”，免税政策赋予了外资公司轻松打垮国有企业的能力。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不仅负担33%（最早是38%）的沉重税负，还要负担职工的福利保障，与不纳税不养工人的外资企业竞争，亏损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第二步就是逼迫走投无路的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甩掉6000万职工，如同占有一个妇女之前先让她丢掉孩子一样，剥离出一个干干净净的资产，坐等外资公司前来吞并。第三步就是廉价收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无偿方式大肆收购核心产业大公司或各个行业的龙头公司，外资收购已经使中國本土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降低到了26.5%。1其收购价格之低，远远低于了经济大危机后的资产收购价格，在公开资本市场上收购价格不到资本价值的5%。比如以强大国内银行网络为支持的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把三分之一的股权以每股1元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公司，外资公司投入不过几千万，一年后不算资本增殖，仅每年就所得利润就有上亿元。

　　在金融不良方面，外资公司所得更是惊人，前面提到的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就是在和国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华融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创造了900%的利润率，并且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华融模式”。其实目前银行拿出的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外资公司凭借免税政策，打垮国有企业后形成的，等于是先打死别人的丈夫再白白占有别人的身子。可悲的是最终我们不仅是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会白白落入外资手中，还要再为这落入外资公司的4万亿不良资产另外买单。道理很简单，许多不良资产在我们手上是不良资产，到了外国人手上就不是不良资产了，外国人很懂得中國“官怕洋人”的道理，他们会通过打官司的办法，逼迫地方政府从中國再划走4万亿资产。

　　第三，目前外资对中國的扫荡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已经开始了对中國政治资源的瓦解和毁坏。由于外资在扫荡过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巨大的GDP政绩，再加上官员个人的巨大利益，便形成了各地政府对外资的疯狂争夺，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吸引外资。由于资本成份越来越复杂，现在各地的政治法律特权已经扩展到了所有资本。

　　《法制晚报》7月上旬的一篇报道说，河南沁阳市规定了12条5000万以上投资者享有的各种政治法律特权，其中包括可以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子女随便选择学校、出入娱乐场所（赌博嫖娼）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还规定每月1至 25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企业，违者立刻开除，已有7名公务员因进入企业而被开除。其实像河南沁阳这类规定在东南沿海地区早就出现了，广东一位市政法委书记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法院判决民工败诉时，竟然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就敢赤裸裸地说：“很简单，我这里民工多的是，引进外资却很难，不替外资说话替谁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说的。”

　　进入中國的许多外资公司大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的发展为支配和教训中國官员，据说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就是因为损害了一家外资公司的利益，立刻就被公开了其腐败淫乱的录像带。

　　五、

　　就海外上市来看，与外资进入中國的掠夺性相反，我们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中國石油公司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移动、中國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國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國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外国公司抽取中國财富已经够可怕了，中國国有公司也帮着外国人抽取中國财富就说不过去了。像上述四个公司目前中國不下一百家，如此规模地海外分红，不仅中國这样的发展中國家承受不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肯定会被分成第三世界的！

　　要知道，我们目前全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也就是3000多亿人民币，2004年全国的低保资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加起来，也不过才200多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红的十分之一（每年合人民币2000多亿）。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为全国人民服务，而不应该只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利益。

　　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全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中西部地区约80%的人，因为看不起病就不起医，超过 50% 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

　　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据中國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國基尼系数为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家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國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

　　六、

　　最后从开发区来看，全国持续多年的争建开发区热潮，已经成为毁灭资源，外资对中國进行制度性掠夺的一种方式。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自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國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两个海南省还要大，等于每年消失两个海南省这般大的耕地。中國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全国已经有6个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点八亩警戒线。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更让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经被渣土彻底毁掉。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超过了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國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苏州模式”的发展道路，即依靠廉价土地吸引外资。

　　据一份统计报告称，以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的苏州，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消耗掉5000亩以上的耕地。在每年18%的高增长速度下，耕地每年以近10万亩的速度在消失。用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究竟白白送给外资多少财富我们无从计算，但是从丧失土地的农民损失中可以折射出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据有关专家统计，丧失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款在5%至10%之间，10年农民损失10至20万亿，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剥夺过来送给外国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卖国行为。

　　用廉价土地吸引来的外资，又通过土地增值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把中國土地增值变成了外资的利润。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潘明才近日指出，从2005年的情况看，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应该为763亿元，而中央和地方实际收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只有214.5亿元，其中550亿流入了外资房地产公司。也就是说，仅去年一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就流失近 550亿元。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国民的工资收入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恶化的环境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的国土也变成了外资的利润，那我们国家最后还有什么呢？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國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國对西方列强的赔款总额是13亿银元，相当于当时3亿多英镑，从我们上述任何一项中算出来的损失，都超过3亿英镑（即便考虑到币值变化）。

　　另据一项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里，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國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煤炭5.86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我们现在20多年间煤炭出口20多亿吨，其中出口日本煤炭按照每年2000万吨计算，也是5亿多吨，出口日本的木材相当于中國国土20%的森林面积，更是超过了1亿立方米。

　　我们1840年以来的民族救亡和民族獨立战争还有什么意义？有人可能会问，中國是怎样落到目前这种“国际奶牛”地位的？或者说，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中國的开放机会，成功实现了对中國经济的殖民化转变的？

　　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大家可以写出许多大文章大著作，在此只是指出一点，就是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的作用。中國进出口贸易的相当大部分，是控制在海外经商留学的高干子女配偶手中，十几年来不断跑出去的类似民運派的人也参与了越来越大量的进出口贸易。据有关报告披露，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國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一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六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有二十万人，再加上加入外国国籍的各种文化精英越来越多，活跃在国内政策咨询领域的各种知识精英也在积极为外资说话，所有这些利益已经不在国内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策的选择，这是外资能够成功将中國经济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及其亲属加入外国国籍，中國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将会越来越深的陷入外资的掌控之中。前面提到的国际资本将要对中國发动的金融打击，将是最终全面肢解中國的最大危险，美国、英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研究报告都提出了要在21世纪永久性地解决中國问题。所谓永久性解决，就是像前苏联解体那样，把中國肢解为许多小国。

　　作者：张宏良。

解决中国西藏问题的钥匙

2009-02-21T18:00:00.003+08:00

　　表面看，西藏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是1959年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与他的10余万追随者的问题。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西藏问题不在西藏境外，而是在西藏境内。如果问题仅仅是流亡藏人，对中國构不成威胁，境外举行再多的示威影响不到境内，即使是海外绝食自焚的激烈行为，又如何能打动可以为“稳定”而在自己首都枪杀数百平民的政府？海外舆论往往如此劝告北京：不及早解决西藏问题，流亡藏人最终将会使用暴力。然而对于拥有世界最大军队的北京政权，这样的威胁对它无足挂齿。

　　让北京不能不重视的是境内的藏人。他们的人数是流亡藏人的几十倍，生活地域接近中國版图的四分之一。他们是情愿臣服，还是心存敌意？是甘当顺民，还是有一天会揭竿而起？这对北京才是真的西藏问题。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心的问题。正是由于担心境内藏人与海外藏人联合，北京才对流亡藏人有所顾忌。如果境内藏人真都像它说的那样“心向共產黨”、“热爱社會主義大家庭”，它早就会视流亡藏人为无物，不当成问题了。同样，流亡藏人若是得不到境内藏人呼应，也早就会瓦解，失去国际舆论的支持，自生自灭而被历史遗忘。

　　北京当然最希望有这样的结局，这也是它对“六四”流亡的中國人所采取的策略——离间境内中國人与其的呼应——并取得了相当成功。然而对北京不幸的是西藏流亡者中存在着一个達賴喇嘛，他不是一个可以被丑化和遗忘的人，而是一个关系到全体藏人生命意义和人生追求的“菩萨”。世俗的实力、军队和政治手段在那样的菩萨面前，几乎无计可施。

　　为何人心与“发展”背道而驰

　　从鄧小平时代开始，北京治藏的思路重点一直是发展经济。鄧小平提出衡量西藏工作好坏的标准是——“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國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1）目前在西藏执掌最高权力已近十年的自治区第一书记陈奎元，进一步概括为——“黨中央国务院动员全国人民支援西藏，帮助西藏加快发展，扶持藏族人民脱贫致富，这是中國共產黨最现实、最具体的民族政策。”（2）

　　近20年是北京在经济上给藏人最多好处的时期，1997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是1952年财政拨款的324倍，是1978年的7倍。（3）今日西藏凡花钱之事，来源几乎全在北京。离开北京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1997年北京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拨款是33亿9776万元，西藏自己的财政收入是2亿9537万元，而西藏当年的支出是38亿1952万元。（4）如果没有北京给钱，西藏的赤字将是它自己收入的13倍。按照西藏自治区1997年人口数计算，北京给的钱平均到每个人为1410元。（5）而当年中國至少有5个省（甘肃、陕西、贵州、云南、青海）的农村人均收入低于这个数字。（6）也就是说，西藏人即使什么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比那几个省的几千万农民一年干到头要多。

　　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1985 年）和三十周年（1995年）时，北京当作礼物分别送了“四十三项工程”和“六十二项工程” 给西藏，总价值近50亿元，而且是指派中國内地的各省市为西藏施工。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北京还指派10个中國内地省市对西藏长期“对口支援”，无偿提供帮助。全中國只有西藏的农牧民免收农牧税。西藏城市虽有收税，但是收上的税全部留在西藏自用。北京给西藏的优惠政策经常让中國其他地区嫉妒不已。例如西藏的进口税曾经远低于其他地区的进口税（汽车在其他地区进口税率为100%，西藏为10%），西藏因此靠向其他地区卖进口批件就发了不少财。一大批西藏企业和老板当年就是利用这个政策完成原始积累的。

　　诸多优惠条件使西藏90年代平均年经济增长超过 10%，高于全国水平，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9.6%，农牧民纯收入年均增长9.3%（1991年至1997年）。（7）这不光是纸上数字，2000年我去西藏旅行，到处目睹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无论农村和城市，遍布新盖的民居。拉薩等城市更是变化惊人。从文化角度如何评价另说，若以方便舒适论则可以和中國内地媲美。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方面，可以说今日西藏超过历史任何时期。西藏百姓对此也普遍承认。

　　然而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并没有如北京期望的那样获得西藏人心，反而藏人越来越向没有给过他们一分钱的達賴喇嘛靠近。虽然这些年已经很少发生八十年代那样的街头骚乱，西藏表面似乎平静，但是只要深入到藏人中间，他们的心在哪边却随时可以清楚地感知。去转经路上随人群走走，或是到寺庙朝拜人群中停留片刻，随时都能听到诵念“杰瓦丹增嘉措”、“杰瓦益西洛布”之声——那是藏族人对達賴喇嘛的尊称。祝福達賴喇嘛平安长寿是很多藏人每天必做的祈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中國当红歌星朱哲琴为她大获成功的歌曲《阿姐鼓》到拉薩大昭寺现场录制音响时，随机选录了一位藏人老妇的祈祷，直到唱碟已在全球发行，才被听出那也是祝福達賴喇嘛的祈祷词。在一些宗教日的群众场合，更有藏人不顾禁令集体为達賴喇嘛祝福。今日年轻藏人中最重的发誓是对達賴喇嘛发誓，而藏族儿童名字中有 “丹增”二字的近年剧增，也是因为这一世達賴喇嘛的名字是丹增嘉措。

　　无论什么事，只要是北京与達賴对立的，绝大多数藏人肯定支持達賴。对班禅之争，藏人普遍拒绝北京的班禅，只认可達賴的班禅。噶举派法王噶玛巴被北京作为“统战对象”时，在藏人中间的威望远不及他投奔達賴喇嘛以后那样高。祈求噶玛巴护佑的祷词原来只在噶举派寺庙可见，噶玛巴流亡后则遍及藏地。现在几乎每个藏民家里都供奉噶玛巴照片。他由于与北京决裂而从一个教派领袖一跃成为各教派共同接受的领袖，并被藏人广泛地视为達賴喇嘛未来的接班人。

　　正如噶玛巴宁愿舍弃北京铺就的锦绣前程而去流亡一样，很多藏人也做出同样选择。陈奎元书记对此有这样的讲话：“近些年来，多次发生干部、新闻工作者、知名演员、企业经理等人，叛国外逃。他们有的直接投入達賴集团，有的加入西方敌对势力的反華圈。有的人长期受到黨和国家的精心培养，现在成了恶毒地反对国家统一、反对中國共產黨、反对中华民族的分裂主义集团的骨干。”（8）

　　陈书记是全西藏掌握信息最充分的人，他如此讲，足以说明情况。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藏人冒着死亡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去印度投奔達賴喇嘛。中共的藏族官员（甚至包括高级军官）一退休立刻转经拜佛，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而那些从小被送到内地接受中共教育的藏族青年，往往成为民族情绪激烈的反对派。

　　一位藏族官员从五十年代初就一直是中共热情的追随者，连耕地时都在自家耕牛角上扎起五星红旗，每天把家中农奴集合起来宣讲革命，为此他得到一个“加米”（藏语：汉人）的外号。就是这样一个“加米”，现在被当局划入“民族情绪严重”之列受到批判。从“加米”到“民族情绪严重”，这一戏剧性的变化说明什么？其中一部分原因，我在《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一文中谈过，这里不再深入。可以肯定的是，那原因不是物质的和经济的，也决非是靠“发展”能够解决的。他的生活很不错，房子宽敞，设施现代，子女都属当今西藏的成功人士，可是一谈起政治方面的话题，他就表现得心情压抑，情绪激烈。

　　他告诫我，如果认为现在比“骚乱”时期稳定就错了，当年闹事的主要是僧侣和一些受煽动的青年，现在则是干部、知识分子、国家职工都成了反对派。目前的稳定只在表面，一旦有一天鎮壓不住，起来闹事的人肯定要比八十年代多得多。

　　反達賴运动

　　为什么北京为西藏大笔地花钱，却得不到藏人的心？原因有多种，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北京与達賴喇嘛的敌对。達賴喇嘛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他代表的是维系西藏五百多年的達賴世系和達賴体制。在藏人的转世观念中，与一世達賴为敌，就等于与全部達賴世系为敌，也就成了与整个西藏宗教和西藏民族为敌。如此，再给钱能有什么效果呢？

　　八十年代北京也曾想把達賴拉到自己一边，那时一直有一个“争取達賴集团和国外藏胞回归祖国”的工作项目（简称“争归”），并设立了专门机构。“争归”没取得实质进展，原因在于双方的差距实在太大。北京允诺给達賴的只是恢复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虚职，不允许他回西藏，也不允许他兼任西藏的职务，（9）而達賴要求的则是整个“大西藏”在民主制度下实现“高度自治”，差距大到如此地步，也就没有了对话的基础，更不要说取得进展了。

　　为了打破僵局，達賴喇嘛的策略是借助西方对北京施加压力，期望以此迫使北京让步。他成功地实现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他自己也在那个过程中成为当今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另一方面，八十年代末期拉薩出现街头抗议和骚乱，当局进行了流血鎮壓，并最终实行了长达419天的军事戒严。这些都导致了西方社会一边倒地站到了達賴喇嘛一边，“西藏问题”也成为西方国家经常用以批评北京的话题。然而这种压力没有换来北京让步，反而使它失去“争取”達賴的耐心，态度转向强硬。它不仅把達賴在国际上的活动认为是敌对行为，而且把西藏境内的闹事也归咎于達賴喇嘛。其藏事官员的说法是：“自1987年9月27日以后拉薩发生的几十次大小骚乱，達賴不仅发表声明予以支持，而且出钱出人进行组织策划。可以说没有達賴的公然支持和策划就不可能出现在拉薩‘打、砸、抢’的骚乱，就不可能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爆炸案。”（10）

　　事情搞到这种地步，北京才开始意识，它对西藏的“拨乱反正”结果使它陷入了一个怪圈：“藏人是一个宗教民族 → 宗教性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无条件服从 → 達賴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领袖 → 同时他又是流亡在外的政治领袖。”按照这个怪圈的逻辑，只要给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就必然对達賴顶礼膜拜，達賴以宗教领袖对藏人的精神影响力，就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人反对北京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转化为他的政治资源，这使北京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陈书记对此表述得非常清楚——“在精神领域为達賴留下一席之地，分裂主义在政治上就获得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必然处处被动。”（11）这里所说的“精神”其实就是西藏宗教的代名词。

　　显然，重新禁绝西藏宗教已经没有可能，破解这个怪圈只有从達賴本人着手。1994年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此治藏路线转为强硬，達賴被当作了“打蛇”必须先打的“蛇头”（12） 1995年達賴抢先认定班禅后，北京更是将其彻底视为敌人。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这样为達賴定性：“達賴是图谋西藏獨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華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13）

　　然而由于達賴喇嘛与西藏宗教不可分割的关系，反对達賴的运动必然不会只限于他个人，也不可能只限于政治，而一定会延伸到整个西藏宗教。例如要对達賴进行“揭批”，所有寺庙和多数藏人家却都供奉着達賴像，每天对其朝拜，如何“揭批”？于是便下令收缴和销毁達賴像。这样一个似乎只有古代社会才可能有的行为，却大张旗鼓地于1996年开始在整个西藏实施。最先的反抗来自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嗣，四百多名僧人高喊“西藏獨立”砸毁了驻寺庙的警察机构。拉薩的色拉嗣、哲蚌嗣、大昭寺则以停止佛事活动，关闭寺属学校，反锁寺庙大门等行动进行抗议。

　　面对反抗，陈奎元书记这样思考：“達賴集团渗透最严重、最广泛的场所是寺庙，这里是他们施展阴谋、隐蔽藏身的场所，也是他们的追随者最多的地方……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寺庙，就无法制止達賴集团乱藏祸国的阴谋，西藏势必国无宁日。”（14）他因此下决心将寺庙“从達賴的操纵下拖出来”，（15）即对寺庙进行“清理整顿”。由黨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寺庙，僧侣被要求人人过关，接受审查。众多当局不信任的僧侣被赶出寺庙，（16）遣送回乡，还有一些关进监狱。留下的僧侣则必须公开表态反对達賴。制定了限制寺庙活动的规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庙，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在寺庙以外不许宣传宗教等，甚至活佛转世都要在“黨的领导下”进行。寺庙自主名存实亡，政府官员被安插进寺庙管理机构，任何决定都得通过他们。

　　运动的扩展没有到寺庙就为止，西藏所有的中共黨员、干部和国家职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许信仰宗教，还要把達賴当作敌人，每人家里除了严禁挂達賴像，还不允许设经堂佛龛，不许请僧侣念经，不许做佛事，不许挂宗教性标志，不许让子女去西藏流亡政府办的学校上学，违反者要被开除黨籍、开除公职，退休者扣发退休金，学生则不予升学。西藏自治区目前有6万多干部、9万多黨员、15万职工，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藏族，加上他们的家属，总的算起来，受这些规定影响的藏人超过西藏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不少单位经常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闯进职工家检查。今年的萨噶达瓦节（藏人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当局甚至要求各单位专门派人到宗教活动场所“蹲点”，监视有无本单位人员出现。还有一些限令到了可笑地步，如规定不许电视台出现经幡画面，结果西藏的电视记者和其他省赴藏记者一起采访时，外省记者专拍遍布民居上空的经幡显示西藏特色，而西藏记者却要到处找拍不到经幡的位置。

　　对没有公职的老百姓，当局无法不允许他们参加宗教活动。以往西藏的宗教节日除了拜佛，人们还要玩林卡、会友、喝酒、打牌等，女人们则在那时展示自己的服装和首饰，但在今天的“宗教自由” 下，宗教活动场所重重设卡，密布警察和便衣，百姓匆匆做完佛事便马上离开。恐惧使节日的欢乐无影无踪，任何一点诸如醉酒打架之事都可能带来牢狱之灾。

　　总结当局的思路，在无法重新禁绝西藏宗教的今天，它试图做到的一是把西藏宗教分成两个部分，容忍一部分，禁止另一部分；二是把藏人分成两部分，容忍一部分人信教，禁止另一部分人信教。陈奎元书记说：“宗教与社會主義社会相适应，这是我们对宗教的基本要求……假如群众完全接受宗教的引导，那就不是走向社會主義，许多人会由于宗教信仰而被達賴引入分裂祖国、危害社会稳定的危险境地。”（17）

　　因此对宗教，他要禁止“与社會主義不相适应”的部分，同时藏人中凡是“拿工资”的，也一律不许信教——吃黨的饭就得听黨的话。然而宗教是一体的，经历了千百年构建，牵一发动全身，如何是一个自身难保的社會主義所能要求适应的？而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今日世界，又有什么手段能把一个民族再分化成对立的两端？尽管砸饭碗的威胁可以暂时吓住一些藏人，但是饭碗不是人心，人心却可能因为威吓离得更远。

　　况且，这种分割更像是权宜之计，陈奎元书记在各种场合讲话中所透露的“有神论与无神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不相容的”（18）、“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19）、“宗教并不是正确的世界观”（20）、“要向宗教唯心主义争夺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等信息，对宗教信徒而言已无异于是对宗教的公开宣战。而西藏当局目前推动的“淡化宗教”，更被宗教信徒视为有计划、有系统的对宗教的消灭。对此，走马观花的旅游者看不到。形式上的宗教活动似乎都在正常进行，然而西藏宗教的命脉——被称为 “三宝”的佛、法、僧却都受到遏制和摧残。除了前面讲的“整顿寺庙”，西藏宗教界最担忧的是当局对讲经弘法的封杀。宗教失去哲学思想的传播，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与迷信层面，无法了解宗教真谛，由此必将造成宗教衰微，还有奢靡之风的兴起与社会风气的败坏。同时，宗教界内部的理论研习与传承也无法正常进行，宗教仪轨或被取消或被限制规模，宗教学位的考试也已十几年不准举行。目前西藏境内的僧人在宗教造诣上远远落后于国外。不满的宗教人士表示，表面上香火旺盛的寺院形同展览馆，而只让老百姓点灯磕头的宗教自由，作用只在于欺骗外国访问者，（21）还不如没有。

　　今日北京的治藏路线日趋强硬，“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成为所有行动的指南。然而“萌芽”无可衡量，“消灭”也就可以任意进行，则会成为苛政的温床。西藏现在表面稳定，人们甚至不再表达异议，却不说明问题已不存在。鄧小平先生说过这样的至理名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如果人表达不满，说明他们认为能通过讲理解决问题，当人什么都不再表达时，则是认为已经无处讲理，唯一能被听懂的只有暴力！

　　達賴喇嘛与西藏人心

　　在北京的无神论视野中，達賴一无军队，二无地盘，只是一个“穿着意大利古奇皮鞋，在世界上东奔西走，从事政治活动的老喇嘛”（22）。然而这世界不光仅仅有权力。权力只能管有形的事物，達賴喇嘛的根基是在宗教，恰恰对于宗教，权力是最无能为力的。历史舞台上权力转瞬即逝，宗教却经受千年风雨而屹立不倒。北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四十年未入西藏，为什么从没见过他的境内藏人仍然对他狂热崇拜和信仰？那并非是个人的作用，而是達賴在西藏宗教中的制度性地位。達賴是藏人心目中观世音菩萨的人世化身，是凝聚西藏宗教的核心，也是西藏政教历史的支点。没有達賴体制的存在，至今五百多年的西藏宗教就失去了架构，为佛教思想所滋养的西藏文化也无从谈起，所以对藏人而言，達賴体制绝对神圣，不容亵渎。

　　北京反对的虽然仅是流亡印度的这一世達賴，然而按照西藏宗教的转世之说，達賴喇嘛至今传承十四世，并非十四个人，而是同一个观世音菩萨的灵魂依附于不同的躯体，因此不能把这一世達賴和以前的達賴分开。北京如果坚持说它反对的仅是目前这一个“分裂祖国”的丹增嘉措，与前世诸達賴无关，就等于否定灵魂的轮回转世和佛教精神延续不灭的学说，也同样否定了藏传佛教的根本，因此它无论如何不能在宣称尊重藏传佛教的同时，又在反对十四世達賴喇嘛的问题上自圆其说。

　　佛教认为，生命在六道轮回中循环流转，是个不断经受痛苦的过程，下地狱等自不必说，即使是物质生活富足，也不能免除精神烦恼和生老病死之苦。唯一的解脱之道就是修炼成佛，方能脱离六道轮回的苦难，得以在极乐净土永享安乐——这正是藏人追求的人生终极意义与目标。而成佛之路最重要的就在于皈依上师，所谓上师指的是那些已修成佛者。但是他们为了普渡众生，自愿放弃在佛界享受安乐，忍受往复转生之苦，屡返人世引导众生获得解脱。上师是信众与佛界之间的桥梁。按照藏人的说法：“没有上师，就算所有的佛都对我们微笑也无法看到。”因此藏人的每日祈祷首要表达是皈依上师，接着才是皈依佛、法、僧。在西藏佛教中，上师的地位至高无上，除了佛陀释迦牟尼，藏人第二崇拜的就是上师。

　　上师依修行次第、成就以及传统地位分为不同等级。達賴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又是全藏精神与世俗的领袖，等级最高，在传承上是所有上师的上师，得到所有教派的一致依从，因此追溯起来，達賴喇嘛就成为每一个信奉藏传佛教者（几乎是全体藏人）的根本上师。

　　在藏传佛教中，离开上师的教导是修不成佛的，将永无解脱地在痛苦中轮回，可想上师对藏人是多么宝贵。而在日常思想行为当中，对上师有任何身、口、意的不敬，就是犯了最大的罪，不但所学佛法和所行修炼前功尽弃，而且还要堕落地狱，可想这对藏人又是多么不可接受。他们有这样的戒条：“宁可割掉舌头也不能批评自己的上师，因为上师代表着佛陀本身，诬蔑上师就是诬蔑佛陀”。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知道有没有可能在藏人中间打倒達賴，以及逼迫藏人对達賴进行攻击会引起何种反应了。

　　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强巴赤列活佛当年是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平时对北京表现得绝对顺从，以至被有些藏人骂为“藏奸”。十世班禅去世后，北京放心地让他负责寻找班禅转世灵童。在这个关系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则的大事面前，他内心最效忠的是谁就考验出来了。他暗中把寻访灵童的每一步情况向達賴喇嘛汇报，最终使達賴喇嘛得以抢在中共之前确认班禅转世灵童。恼羞成怒的北京将他判了八年徒刑，但是他毫不后悔。他说：“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達賴喇嘛灌顶的。我必须服从灌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上不了天堂的。”（23）宗教信徒之所以是信徒，就是为了宗教献身。要他们把热爱世俗政黨与政府放在宗教之上，那完全违背宗教的本质，反而是为了实现宗教目标牺牲自己，才是他们追求的光荣。

　　因此，北京指望通过打倒達賴破解西藏的怪圈是完全无法实现的目标，反而只能不断加剧藏人的仇恨。在“整顿寺庙”的过程中，很多僧侣宁愿被赶出寺庙也不按工作组的要求对達賴进行公开攻击，但他们必定把逼迫他们侮辱自己上师的力量视为魔鬼。有公职的藏人一般比僧侣容易屈服，因为他们的生活命脉掌握在当局手中。流行的说法是“今世靠共產黨，来世靠達賴喇嘛”，但是他们无法平衡这种冲突，因为今世口打妄语，必将导致来世（甚至累世）的报应。从这个意义上，共產黨给的工资等于是送他们下地狱的路费。在他们中间，普遍为此感到内心痛苦，而且转化成日益增多的仇意。倒是達賴喇嘛多次表示体谅境内藏人在被迫状态下对他进行的攻击，以减轻他们的内心压力，同时也更使他们心向達賴。

　　今日西藏寺庙虽然看不见公开悬挂的達賴像，但是僧侣们往往把達賴喇嘛的照片放进佛像所穿的衣服里，或者是用哈达包住放在佛龛之中。公开场合则到处是观世音像，那是達賴像的替代品，因为人人都知道观世音就是達賴喇嘛。至于在普通居民家，達賴喇嘛的照片仍然几乎家家都有。而達賴喇嘛讲话的录音带和录象带到处秘密流传，即使是在偏远的西藏农村，很多人也是每天听达兰萨拉的广播。

　　企图让人民“淡忘过去”或企图“淡化宗教”都属于古典思维。古代可以实现“淡忘”、“淡化”是因为信息可以垄断封锁，今日却没有任何强权能够做到。仇恨如果得不到及早化解，就将被现代传媒不断地强化、流传，乃至扭曲，永不遗忘，即使一时被搁在了一边，只要一有机会，随时就可以铺天盖地、卷土重来。

　　今天，以再大的声势反对達賴，搞得再猛烈、再坚决，难道还能比得过文革命？想一想文革时西藏宗教被摧毁之彻底，看一看今日西藏宗教复兴之蓬勃，那样暴烈的运动都没将藏人对達賴喇嘛的崇拜铲除，眼下这些“清理整顿”、“开除公职”又能指望有什么效果呢？

　　中共人士对此不理解，陈奎元书记就抱怨：“这些年，我们花在修缮寺庙的钱比花在修建各级黨政办公设施上的钱还要多。在我区有些地方，寺庙比和平解放初期还多……宗教组织和人士也应当知恩报德，不应纵容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的名义为非作歹。”（24）然而人的本质在于精神，不是仅仅给予物质就可以满足的。北京把人權等同于“生存权”，错误就在这里。把“发展经济”当作民族政策是一个糟糕政策，道理也就在这里。民族政策的关键是心。物非心，物也不一定买得到心。“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其实一点也不值得奇怪。藏人对此这样说：“他们（中國人）也许为我们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是最后一件却是要杀了我们。难道我们还要感谢他们？还要对他们感恩戴德？”（25）所谓“要杀了我们”，其实就是对西藏宗教的扼杀，因为藏人没有了宗教，也就等于没有了生命。

　　西藏问题不能再拖

　　北京目前似乎打算以时间解决问题，反正西藏在手，枪杆子在手，達賴兴不起大风浪。国际有求中國大市场，谁也不会真跟中國闹僵，因此尽可以不理達賴，靠时间把他拖到死，流亡藏人就会随之瓦解，西方社会也就失去可捧的明星。那时再在西藏境内转世一个新達賴，收拢西藏人心。同时在西藏推行世俗化，让藏人变成像汉人那样只关注经济，问题就会更少。

　　我们暂不谈这种思路在其他方面的问题，只考虑一个前提，把希望寄托给时间即使是可能的，至少也需要目前中國的政治体制和领导力量保持几十年不变，即从现在到十四世達賴去世，再到北京选的下世達賴成人，才能获得成果。而政治体制和领导力量一旦变化，则会导致这种拖延战略发生中断，前面的拖延也就前功尽弃。但是这一前提恰恰是最为薄弱的。没有人相信目前中國的政治制度还能再延续几十年，中共的拒绝改革不会造成“不变”，只不过使“变”来得晚一些而已，而且也将来得更为突然和猛烈。当代社会的政治制度转型大都伴随民族冲突，这种冲突也必将成为中國政治转型的首要挑战。若是未来中國的转型具有爆炸或崩溃的性质，后果就可能更为严重，而西藏问题则会首当其冲。

　　按照当前行政区划，中國藏区（1个自治区，10个自治州，2个自治县）面积225万平方公里，占中國领土近四分之一，西藏流亡政府所称的“大西藏”是 250万平方公里，（26）超过中國领土四分之一。历史上西藏是否属于中國目前没有定论，法理上有两可的可能。西藏问题堪称当今世界最为国际化的民族问题，西方世界几乎一边倒地站在達賴喇嘛一边。藏人被北京政权迫害已成大部分西方人的定见。联合国大会从1959年到1965年三次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都把西藏列入有自决权的范围。了解这几条，就应该意识到目前看似牢靠的中國对西藏的主权并非没有风险，一旦时局改变，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在人權高于主权的西方价值观下，有肢解南斯拉夫的先例，西方世界转而支持西藏以自决方式实现与中國的分离不是没有可能。在国际社会看来，達賴喇嘛比任何人都有资格代表西藏，他的要求在某种条件下就有可能成为合法性依据。虽然達賴喇嘛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西藏可以留在中國的意向，但至今没有形成法律性允诺，从而使他可以随时退回到西藏獨立的立场，并且只要他把责任归于北京不作回应，其立场变化肯定得到西方民意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在中國保持强大与稳定的时候，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然而在社会发生政治剧变时，国家会变得十分虚弱。即使是社会未出现大动荡的俄罗斯，至今尚未摆脱困境。以目前中國对政治变革的回避，将来的震荡可能十分强烈，困难的时间也会更长。如果那时经济大幅度衰退，内地无心顾及西藏，驻藏军队和政权就会失去内地供给，官员和军人也会失去战斗意志，汉人则会鸟兽散离开西藏，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辛亥革命时期的西藏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因为上述情况那时都同样发生，结果是西藏实行“驱汉”，并且维持了长达40年时间的獨立。

　　不要说中國内地的动荡持续数年，即使只有几个月时间，已经为那一刻做了 40年准备、有一个公认领袖和一个成熟政府的藏人就可能跨越通向獨立的界限，抢在中國恢复秩序前实现木已成舟的局面。等到中國有力量重新分心对付西藏时，很可能发现它要面对的已经不仅是一个西藏，而是整个西方。那时刚刚稳定的中國虚弱不堪，不要说没有对付“多国部队”的军事力量，自身能否保持稳定和生存也许都要取决西方。今天的中國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步步深入，已经为那时埋下伏笔。只要经济命脉被西方掌握，根本无需兵戎相见，西方以经济手段就足以让中國俯首。1997年6月3日美国柏克莱市议会全票通过的议案——“制裁与中國占领下的西藏有商业往来的城市”，就已经展现了这种前景。以西方世界的西藏热和对達賴的一面倒，有一天为西藏问题而联合制裁中國，在我看来完全不是幻想。

　　对中國来说，西藏问题比新疆问题更严重，原因就在这里。西藏问题所具备的因素——历史上主权归属的不确定、国际化程度、西方社会的支持、成熟的流亡政府、为全体藏人共同膜拜并有全球号召力的领袖、汉人居民数量稀少，以及稳定主权的力量全部依赖内地资源，这些因素新疆问题并不齐备，程度也低。所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使西藏与实现獨立之间相差的只剩一个机会——即中國自身出现内乱。而北京目前拒绝进行政治改革的，等于正在为西藏准备着那个机会。

　　新疆问题引人注目的是暴烈倾向。在中國发生内乱时，新疆可能出现非常血腥的民族仇杀。但是新疆与中國分离，则是需要在西藏带动下才有可能。西藏问题将是中國民族问题的带头羊，西藏问题解决，其他民族问题随之解决，而西藏问题不解决，其他民族问题也会随之爆发。

　　達賴喇嘛今年65 岁，在当今人类的平均寿命和保健条件下，再活20年不是难事。而20年的时间，中國的政治转型几乎一定要来。考虑到这种时间关系，達賴喇嘛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西藏问题向什么方向发展，他的态度举足轻重，西藏的人心随他而走，人民遵奉他的意志，僧侣为他赴汤蹈火，流亡政府对他言听计从，国际社也会尊重他的意见，给他最大支持。如果把他推到敌对位置，使他对话无门，合作无路，心怀委屈，一旦社会转型的冲击波不期而至，就无法保证他不在时机诱惑和潮流裹挟下转向西藏獨立的立场。那时各种促使西藏獨立的因素就会在他的旗下最大程度地实现整合，形成合力，西藏脱离中國的可能性会因此大大增加。在这方面，他一个人的作用超过千百军队，他的老喇嘛之身有可能调动西方世界的无尽财富，（27）任何对他的小觑都将是极大错误，并且将付出重大代价。

　　反过来，如果现在能不失时机地回应達賴喇嘛，与他开展积极对话，平等谈判，及早就他表态接受的“西藏留在中國”之说形成法律文本，则可以使中國对西藏的主权彻底合法化，一举解决长期困扰的西藏问题。西藏主权存在争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这样一个符合国际准则的法律文本。（28）達賴喇嘛是国际公认的藏民族代表，由他签署这样的文本，会被视为藏民族自己的选择，可以成为杜绝西藏獨立的最好保证。无论是藏人还是西方社会，从此没有理由再提西藏獨立。历史上纠缠不清的争辩也只限于学术，政治上一笔勾销。而这样一个法律文本，惟有由十四世達賴喇嘛签署才能被世界认可，也惟有十四世達賴喇嘛才能让多数藏人同意接受。

　　为什么这样说？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十四世達賴喇嘛是在任上流亡，名副其实地担当过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因此拥有签署协议的充分合法性资格，此其一；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身份没有争议，因此被藏民族共同视为根本上师，他的意见也因此被藏人无条件服从，此其二。除了十四世達賴喇嘛，不会再有人同时具备这上述两个因素，即使是后任達賴喇嘛，也会因为没有担当过西藏世俗领导人而缺少相应权威。这一世達賴喇嘛去世后，如果西藏问题仍然僵持，几乎可以肯定会出现两个達賴。那时北京所立的達賴必定被藏人视为傀儡，从而失去上师资格，也得不到国际社会认可。境外的達賴也会因为处于争议之中，身份同样难以得到公认。而一旦根本上师的身份不明，无论由哪个達賴签署这样的文本，都会遭到很多反对。其他人就更没有可能。

　　目前藏人对西藏前途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尤其在流亡藏人中，反对留在中國、坚持西藏獨立的比例更大。有一种说法是，在13万流亡藏人中只有一个人不主张西藏獨立，就是達賴喇嘛本人。然而调查却显示，64.4%的流亡藏人表示在西藏前途问题上，達賴喇嘛怎么说就怎么做。（29）西藏流亡议会于1997年通过法案，授权達賴喇嘛可以无需经过全民投票而独自对西藏前途做出决定。（30）而我在国内藏区就此问题对各层次的藏人进行询问，最常听见的说法也是按照達賴喇嘛的决定办，所以我相信即使達賴喇嘛最终仍然要经过公决方式征求全体藏人意见，只要是他提出的方案，就一定能得到多数的赞成。

　　考虑到这一点，中國与十四世達賴喇嘛达成协议就更有意义，因为那不仅是西藏领袖签署的协议，而且还能确保藏人公决的认可，且公决赋予的合法性是最高的，任何反对的声音从此都将失去立足基础。然而同样的方案，如果不是出自十四世達賴喇嘛，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没有了上师的权威，任何一个藏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批评的权利，结果必然是众说纷纭。面对争执不下的局面，能够服众的世俗裁决还得回到全民公决——尤其在未来中國实现民主化以后，然而那时的中國敢不敢同意藏人进行公决？没有達賴喇嘛在上，一旦公决被激进的民族情绪笼罩或是被以民主为名的政客煽动，投票结果很可能是赞成西藏獨立的占多数，那时中國怎么办？

　　因此从中國的久远利益着想，北京明智的做法不是目前的这种拖延战术，更不是把希望寄托于这一世達賴喇嘛的死亡，那恰恰是一种失策，而是应该抓紧十四世達賴喇嘛在世并且健康的时机，对西藏问题着手解决，尽早争取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结果。时间的拖延不仅对達賴是不利的，对中國也一样不利，甚至更不利。不应该把達賴喇嘛仅仅当作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与敌人，他也是一把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当然，搞不好，这把可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一样可以锁住大门。

　　并非“没有调和余地”

　　镇守西藏的陈奎元书记目前是中國反達賴运动第一线的总指挥，他的断言：“同達賴集团的斗争……事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31）正是在这种“不调和”的斗争哲学指导下，西藏的反達賴运动不断升级，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不调和”的斗争过程中，藏人的感情不断受到伤害，把藏人越推越远。陈书记与達賴的斗争，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要“剥掉達賴的宗教外衣”（32），然而達賴既然是西藏宗教的核心，又怎么能够剥掉核心的外衣呢？实际上，只要達賴喇嘛一天不回到西藏，西藏百姓一天与其上师处于分离，西藏问题就不能算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如果北京打算等十四世達賴去世后另立一个達賴，也不会达到目的。達賴喇嘛已经宣布，如果他在流亡中去世，他的转世灵童不会出生在中國控制的地区，因为转世灵童的任务是继承前任事业，不可能是为了毁坏前任的工作。（33）北京当然可以不理睬这种说法，强行推出自己的達賴，然而按照西藏活佛转世的规则，前世活佛生前对转世的意愿和指示是确定其转世灵童最重要的根据。此世達賴已经把话说得如此明白，北京立的達賴肯定会被大多数藏人拒绝。那将不但实现不了北京的期望，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对抗。

　　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不在发展了多少经济，而在于是否能收服藏人之心。即使仅从治国谋略的角度出发，北京也应该重新审视目前的路线，以一个達賴喇嘛为敌，换来几百万藏人离心离德，到底是不是明智之举？作为坚持无神论的共產黨人，尽可以把達賴看作一个肉胎凡身的政客，但是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就应该去设身处地理解西藏宗教，尊重藏族人民的情感。既然古代帝王都知道“攻心为上”，一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黨更不应当只会使用权力，而目前能够对五百万藏人起到最大作用的攻心，莫过于把对達賴喇嘛的斗争变为合作，在对话与协商中寻找一条双赢之路。何况，并非如陈书记所说“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国家里，宗教都不能带给人民实际的自由和幸福”（34），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带给人类的幸福是难以胜数的，如果与達賴喇嘛实现和解，给西藏宗教自由发展的空间，受益的不仅是西藏，更多的可能还是早已处于信仰真空的汉地。

　　北京会说它给達賴打开过大门，是達賴自己的顽固不化使他失去了机会，但是我认为八十年代双方接触失败的原因不应归咎于達賴喇嘛。***那时所开的条件仅仅是解决達賴喇嘛的个人“待遇”，却不是解决西藏问题。如果達賴喇嘛同意到北京当一个有职无权的副委员长，那只能被视为受降招安而不是合作。他已经为坚持西藏的要求流亡了几十年，身为西藏的灵魂和全体藏人的领袖，他除非是彻底丧失理智，否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那种侮辱性的施舍视为“机会”。

　　因此，与達賴喇嘛的合作不能只是针对他个人，而是要回应他关于西藏的主张，满足他要为西藏争取的利益。不过在这一点上，人们似乎已普遍丧失信心，北京与達賴之间好像找不到共同点，存在的只是截然相反的立场和不可弥合的差距，走进死胡同看起来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必然。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國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嘛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嘛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嘛提出的标准是：“中國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國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嘛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过于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过于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國的负担。值得担心的只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到民主对中國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这种威胁即使在中國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怨较多的民族关系来说，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國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不过我们至少已经看到，目前中國与達賴喇嘛之间的分歧不在目标，只是在达到目标的手段。如果说目标的对立无法调和，手段的分歧却不应该非此即彼、势不两立，因为手段毕竟不是本质，可以商量，只要双方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手段的变通应该不是问题。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把问题集中在一点——那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既能避免“广场效应”又能体现民主理念的新型民主手段？从而可以“让中國人放心”地保有中國对西藏的主权，同时中國也就没有理由不同意“大西藏的高度自治”，从而“让西藏人放心”地保持西藏獨特文化的延续与发扬？

　　别的因素固然重重，但是在我看来，能不能找到这个手段应该是最终的关键。

　　（1）斯塔，《江澤民主席心系西藏人民》，《中國西藏》1998年3期。
　　（2）陈奎元，1997年5月14日在西藏自治区人大、政协六届五次会议黨员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3）《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國统计出版社，第99页。
　　（4）《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國统计出版社，第99页。
　　（5）《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國统计出版社，第31、99页。
　　（6）《中國统计年鉴·1998》，中國统计信息网。
　　（7）《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國统计出版社，第16页。
　　（8）陈奎元，1996年9月16日在西藏自治区全区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9）时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1981年7月在北京接见達賴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的谈话，《西藏情况简介》，中共西藏自治区黨委宣传部编，1985年7月，第32页。
　　（10）安七一，《達賴的“中观道路”路在何方》，《中國西藏》1999年3期。
　　（11）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在拉薩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2）热地，1994年9月5日在西藏自治区黨委四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3）李瑞环，1995年11月10日在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14）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5）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6）按照達賴喇嘛提供的数字，从1996年至今有11409名僧尼被赶出寺院或宗教中心。（達賴喇嘛2000年3月10日在纪念“拉薩事件”41周年会上的讲话）
　　（17）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在拉薩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8）陈奎元，1995年7月29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在拉薩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20）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在拉薩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21）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周锐鹏在西藏采访后，在该报1997年10月19日（星期刊）上发表了题为《西藏文化宗教遭灭绝了吗？》的报道。其中写到：“西藏没有宗教自由？但罗布林卡新宫开放着，让信徒自由进出，对此，一些英美记者深惑不解。44岁的藏族建筑工人多布吉一间屋、一间屋的朝拜，我本以为，在场的官员会感到不自在，出乎意料，同行的外事办、旅游局官员对那些信徒的行为习以为常……一直到结束这趟西藏之行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西方一些人指控的藏文化被汉文化‘吞没’的证据。”
　　（22）2000年5月10日《西藏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对達賴绝不能抱任何幻想》中引用国际传播媒体大王墨多克接受纽约《名利场》杂志采访时的话。墨多克被国际舆论批评是为进军中國大陆媒体市场而向北京讨好。
　　（23）《西藏通讯》，1995年第6期，第26页。
　　（24）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25）茉莉，《和流亡藏人谈归乡——达兰萨拉人们的心里话》。
　　（26）见西藏流亡政府网页。
　　（27）1997年12月9日《纽约时报》报导，1996年美国民众慈善捐款为1507亿美元（高于中國大陆当时的全部外汇储备），其中一半捐给了宗教事业。（引自曹长青）
　　（28）1951年双方虽然签订过《十七条协议》，但一是合法性尚有争议，未被国际认可；二是1959年的拉薩事件和達賴出走，已经导致协议从双方角度同时作废。
　　（29）曹长青，《北京为何拒绝達賴喇嘛？》
　　（30）達賴，1998年3月10日在纪念“拉薩事件”39周年会上的讲话。
　　（31）陈奎元，1995年7月29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2）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在拉薩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33）達賴喇嘛，1997年5月25日在纽约对居美藏人的讲话。
　　（34）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薩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35）1998年3月10日在纪念“拉薩事件”39周年会上的讲话。
　　（36）台湾《中國时报》記者林照真，《獨立路迢遥，流亡藏人最想‘回家’》，1998年11月9日。
　　（37）達賴，在1998年3月10日纪念“拉薩事件”39周年会上的讲话。

　　2000年5月初稿于拉薩，同年7月定稿于北京。

　　作者：王力雄。

妇女的价值取向决定民族的发展方向（读《一个女人眼里的毛澤東》所感）

2009-02-21T17:58:00.000+08:00

　　最近在网络上读到一篇题为《一个女人眼里的毛澤東》的文章。虽然这篇文章并不完整，例如原文中以“主席”开头的两段显然为他人所加，但是站在女人立场上看待毛澤東的文章十分罕见，因此推荐给大家浏览。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女人的价值取向往往决定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女人崇拜什么，男人就追求什么。什么样的女人造就什么样的男人，什么样的男人造就什么样的世界。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中国女人崇拜英雄，崇拜劳模，崇拜军人，那个时候的中国男人就打败天下无敌手。整个中国洋溢着旺盛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妇女的崇拜对象逐渐滑落，由八十年代崇拜知识分子，到九十年代崇拜大款，再到今天包括中央电视台记者在内的许多妇女崇拜“范跑跑”，中华民族的精神堕落到了最低点，不仅堕落到了人类历史的最低点，甚至堕落到了绝大多数脊椎动物的道德水平之下。这是目前中国成为文明世界讨伐对象和西方国家欺侮对象的内在原因。那些把中国带入动物世界的人总是散布谎言说什么，世界瞧不起中国人是因为中国人穷。其实世界瞧不起中国人不是因为中国人贫穷，而是中国人堕落。目前中国已经不比俄罗斯穷，可是在西方国家眼里，俄罗斯越来越成为令人尊敬畏惧的爷儿们，中国越来越成为用来满足肉欲的婊子，不仅是西方强国，甚至连一些东南亚弱小国家，都敢时不时调戏中国。俄罗斯大街小巷都在唱：“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中国妇女却在喊：“要嫁就嫁‘范跑跑’”。从崇拜毛澤東到崇拜“范跑跑”，甚至连“范跑跑”都不崇拜，只崇拜金钱，是中国人悲剧命运最深厚的文化根源。所谓“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指的就是目前中国这种状况。

　　谈到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再次崛起，人们往往只是把目光集中到普京这些俄罗斯男人身上，其实，支撑俄罗斯精神不倒的是俄罗斯妇女。在此我们再次想起了可歌可泣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19世纪初，一批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俄罗斯青年贵族军官起义失败后，少数起义领袖被处死，一百多人被流放遥远寒冷的西伯利亚。当时沙皇政府宣布：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要么选择离婚，要么选择流放西伯利亚。凡是选择与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的妇女一律取消贵族特权，不准携带儿女，永远不得返回城市。那是怎样伤心欲绝的艰难抉择啊，永久地离别儿女和亲人，永远地放弃贵族身份，再也不能回到辉煌的宫殿和繁华的城市，今后漫长的一生都要在沉重劳役和极端贫困中度过，并且没有任何希望，唯一的结局就是在西伯利亚那人迹罕至的冰天雪地中被折磨至死！对于那些娇生惯养的十二月党人妻子来讲，如此惨烈的选择甚至完全超越了生与死的选择。可是，震惊了沙皇，震惊了俄国，震惊了世界，震惊了历史，也同样震惊了我们这些后人的是，那些美丽高贵的十二月党人妻子，毅然踏上了远赴西伯利亚的冰雪道路，并且没有丈夫相伴在旁，而是孤身前往西伯利亚与已经流放的丈夫相聚。看着那一个又一个远逝于荒原风雪中的娇弱身影，俄罗斯哭了，被称为俄罗斯文学之父的普希金哭了，被称为俄罗斯思想界领袖的赫尔岑哭了，以及涅克拉索夫等一大批俄罗斯知识分子都哭了。在痛苦、感动和激愤中，俄罗斯男人懂得了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由和解放，俄罗斯女人懂得了幸福的本质就是自由和爱情。从那以后，几乎每一位被流放的俄罗斯革命家身旁，都有一位愿意陪同丈夫流放天涯的俄罗斯妇女。俄罗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美学家和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时，劝说年轻妻子华西里耶娃离开，而华西里耶娃的回答十分坚定，以拥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丈夫而自豪，平静坦然地陪伴丈夫踏上了流放西伯利亚的风雪之路。

　　俄罗斯妇女的生命在为爱情而燃烧，她们爱情的火焰又是被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所点燃，由此奠定了俄罗斯骄傲的民族精神以及对民族英雄的无限敬仰。正是这种英雄文化造就了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造就了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一大批覆盖整个19世纪的世界文学群星，造就了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大批推动俄罗斯历史转型的世界思想巨子，造就了把共产主义理想成功付诸实践的普列汉诺夫、列宁和斯大林，也造就了今天的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甚至包括那个混球叶利钦都能始终不渝地坚持爱国主义。俄罗斯妇女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的英雄文化，却没有毛澤東那样举世瞩目的伟大的民族英雄，普京只不过是挫败了美欧等西方国家要把俄罗斯变成经济殖民地的图谋，创造了一个穷人增长模式，就成为俄罗斯妇女崇拜的偶像，莫斯科大街小巷都在唱“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可见，英雄文化必然能创造出英雄的国家，英雄国家离不开英雄文化。一个妇女崇拜英雄的民族，她的所有男人就都会成为英雄。相反，一个妇女崇拜金钱的民族，她的所有男人就都会成为骗子和懦夫。这就是我们被《一个女人眼里的毛澤東》这个文章所打动的原因。俄罗斯十二月党人妻子代表的英雄主义精神，同时期欧洲妇女沙龙追寻的理想主义情怀，这才是欧洲俄罗斯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最深厚的文化根源。欧洲俄罗斯得益于这一点，也最坚信这一点。他们把最神圣的崇高荣誉都给予了女性，把人类千古不变的崇高追求也都寄托于女性，所以才有了圣母玛利亚，才有了自由女神、智慧女神、正义女神、月亮女神、大地女神等许多崇高的女性偶像。随着毛澤東再次走遍祖国大地，随着中国妇女向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回归，中国妇女也一定会创造出与十二月党人妻子同样可歌可泣的英雄文化，把中国男人重新打造成阳刚大气的英雄男人，把中华民族重新打造成阳刚大气的英雄民族！

　　当今中国特别需要这种阳刚大气的英雄文化。目前中国正处于成为强大国家和肥大国家的十字路口，最终是迎来强大国家的辉煌前景，还是接受臃肿大国的悲惨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妇女的价值取向。只要中国妇女能够恢复毛澤東时代的价值取向，能够具有欧美妇女那样的价值取向，能够具有俄罗斯妇女那样的价值取向，就一定能够遏制和扭转中国男人的太监化发展倾向，恢复中国男人的汉子本色，中华民族就会向明天的太阳一样，升腾于世界东方。

　　附：一个女人眼里的毛澤東（作者：云南无言）

　　1976年的9月9日，一个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奋斗了一生的伟人在壮志未酬之际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人民，然而，这个可悲的民族却集体背叛了他。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游荡着白猫黑猫的幽灵，32年后在臭气熏天的猫粪中醒来的一群国人，开始想念毛澤東了。而我作为一个大学时代曾经讨厌仇视毛澤東的女人，在惨痛的现实面前，用逐渐成熟的女人的眼光来告诉大家，我也在怀念毛澤東，我也在呼唤毛澤東，而且当我真正走进毛澤東，当我开始用心去理解毛澤東时，看看无奈的现实，常常想起毛澤東就禁不住泪如雨下……

　　在我心中，有几个挥之不去的镜头时时折磨着我。

　　第一个镜头是抗战时被日军强暴凌辱后拍下的中国妇女赤身裸體羞辱难当生不如死的照片。海南一个被日军强迫做慰安妇的17岁女孩，不幸怀孕后，日军为了纯洁血统，把女孩绑在树上用刺刀硬生生的破开了了女孩的肚子；另一个美丽的女孩惨遭日军强暴輪姦后大出血而死。而我的家乡湖南，一个美丽刚烈的女孩拼死反抗日军的蹂躏，竟然被日军捆在池塘边的大树上，一刀一刀地活活剐死……。国破家亡之际男人没有了脊梁骨，最可悲的就是女人。

　　第二个镜头是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士兵东史郎的日记片段：

　　“……我们走得更欢了。右边有座大山，中队长查了地图，说是紫金山。紫金山下有一座雄伟的白塔，后来才知道，那是孙文的墓。而今他长眠于紫金山下，若他九泉有知，定会痛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并大声疾呼：“革命尚未成功！”蒋介石正在破坏革命。明治四十五年二月，清朝在宣统时灭亡。民国建立二十六年之后，蒋介石将再次毁掉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山陵下，正进行着最后一场激烈的攻守战，这是一场划时代的激战……

　　“……我们在广场集合，正在安排哨兵和分配宿舍时，突然来了要我们去收容俘虏的命令。据说俘虏约有两万人，我们轻装急行军。暮色在我们脚下弥漫，不久夜幕降临了。虽然四周一片漆黑，星光闪烁，我们仍然马不停蹄地行走。走了三四里路时，看见了无数时隐时现的香烟火光，听到蛙声一般的嘈杂声，大约七千名俘虏解除了武装，在田间坐着。他们的长官早已扔下他们逃跑了，只留下一个军医上尉。他们坐的那块田比路低，所以一目了然。系在枯枝上的两面白旗在夜风中飘扬，围旗而坐的七千名俘虏煞是壮观……

　　“……把现成的白布系在树枝上，然后大摇大摆地走来投降，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真可笑可悲。他们居然做得出来，拥有两个联队以上的兵力，却毫不抵抗地成了俘虏，而这么多的兵力里一定有相应数目的长官，谁知一个不剩全都逃跑了，真让人佩服！我们只有两个中队，他们七千人如果炸营暴亂，恐怕我们两个中队的兵力也早已被全歼……

　　“……我们把他们排成四纵队，白旗在前面拿着，我们开始和他们并排行进……

　　“……有穿着浅蓝色棉军衣、外面套着浅蓝色棉大衣、戴着浅蓝色帽子的，有背着棉被的，有从头裹着毛毯的，有拿着豆沙面包的，有脱下军服换成便装的，有戴帽子的，也有不戴帽子的，有十二三岁的小兵，也有四十岁左右的老兵，有戴着礼帽穿着军服的，有把烟分给大家一起抽的，也有谁都不给只顾自己抽的……，他们像蚂蚁爬行似的慢腾腾地走着，像一伙游民似的满脸痴呆的表情。他们不守纪律，也没有秩序，像一群痴呆的绵羊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向前走去……”

　　这就是中华民国的男人们，这就是中华民国的一群所谓的抗日军人，这就是蒋委员长的精锐之师……

　　也许有人会说，“南京之耻”是因为国军武器装备比日军差，所以败了。非也！当时南京的国民党守军中，有一支装备精良的高科技德制坦克部队，比日军的坦克部队先进很多，中国军队的任何一种直射火炮，都可以将日军的94式装甲车击穿。而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又是如何看待他父亲的国军呢？

　　且看蒋纬国日记片段：“……他（注：蒋军高级将领）看中了我的手枪，就提出跟我交换，我不得已把枪给了他，然而他的枪是一把锈迹斑斑无法使用的配枪……”、“……在火车上一个下级军官没有座位，他威胁我让座，我让了他，自己到厕所里坐在臭烘烘的马桶上，后来有人告诉他我是蒋纬国，他跪在我面前泪流满面的请求我原谅，并且不住抽打自己的耳光。过关卡时士兵搜光了我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

　　这样的军队要和精锐的日军作战还要取得胜利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请问，蒋委员长的公子不会吃饱撑着了要诋毁自己的父亲吧？！至今我明白了：为什么日本人不肯道歉？就是因为他们压根就看不起一些中国男人。

　　可悲可叹的中华民族啊，你美丽善良的女人们在遭受禽兽的蹂躏，而无耻懦弱的男人们却卑劣下贱得像一群绵羊任人宰割。在这切齿的哀痛中，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画面：同一条公路上，装备精良弹药充足的国军被日军打得吓破了胆，兵败如山倒，国军丢下黎民百姓大好河山仓惶逃窜，而一群衣着褴褛甚至还背着大刀长矛的军队却在向前、向前、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前！他们的领袖毛澤東曾问过两个十六七岁的小战士：“你们愿意为了女人而战吗？为了你们的母亲、姐妹、为了你所爱的女人……”

　　每每想起毛澤東的这句话，每每想起朝鲜战场上无数的邱少云、杨根思，每每想起援越抗美中毛澤東那气壮山河“不许美军越过17度纬线”的胆气，每每想起毛澤東“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霸气，每每想起那个让美国为首的“八国联军”胆颤心惊了半个多世纪的毛澤東。作为一个中国女性，我为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这样的英雄为骄傲！我对这个最伟岸、最具男人气质的男人——毛澤東而感恩！因为常怀一颗感恩之心，所以我常常饱含热泪轻轻唱起：“一送一那个红军，芥之个下了山……”毛澤東的红军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穷人所做的一切都成为了千古绝唱。我深信，地球上再也不会有红军、不会有长征了，因为毛澤東是我们这个民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人民领袖。

　　看如今，想想那个危难时连母亲都可以不管的“范跑跑”，听听网上一片支持“范跑跑”的男人的声音，看看早已告别了尚武精神、告别了阳刚之气的贪图虚荣的男人们，再想想被炸的大使馆，想想东海……，怎不教我们这些女人心中想念那个为了中华民族而战的铁骨铮铮的豪杰——毛澤東！

　　我清楚地记得老一辈人是如何告诉我解放前做一个中国女人的悲哀的。不用说别的，你就看看女人的脚——三寸金莲，你就能明白那个时代女人的痛楚。你只要还知道那个时代的女人辛辛苦苦做好了饭菜，却不能堂堂正正的坐在餐桌旁，与男人们共享自己辛劳做好的饭菜，要等到男人们吃饱了，女人才能用一点残羹剩饭；你只要还知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木头跟着守”这句俗语；你只要还知道那个时代男人们可以三妻六妾，女人却要守贞节；你只要还知道在那个时代，女人不能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而生存，更不用说其他做人的尊严与权力。而现在，我的耳边萦绕着毛澤東“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话语，想起了毛澤東让穷人、让女人走进学堂读书……。作为一个还有点良知的中国现代女性，我感谢毛澤東让我这样的中国女人找回了做人的尊严。

　　不管这个无耻的时代如何诋毁毛澤東，但在我心中，却有一座与我的生命同在的毛澤東丰碑！

　　我怀念毛澤東，我敬仰毛澤東，那是因为：毛澤東能让中国女人有尊严地活着！毛澤東的精神能让中国男人做顶天立地的男人！男人没有了阳刚之气，女人便没有了尊严，没有了阴柔之美——国恒亡！

　　我明白了杨开慧这个女中仙子为何不愿与毛澤東离婚而视死如归，我明白了贺子珍这个女中豪杰为何一生只爱毛澤東，我明白了江青这个昔日上海滩的才女，为何临死前用鲜血写下了：“主席，我爱你！你的学生和战士来看你来了。”因为这样的男人值得他的女人用全部的柔情与生命去爱！

　　而现在，又是谁让一些妙龄少女堕落为寡廉鲜耻的“性工作者”？变成了外国男人发泄凌辱的对象？在她们的身后，是李银河们拼命鼓吹的性自由，是一切向钱看，是笑贫不笑娼，是男人们的无耻与女人们的无知，是整个社会的倒退和悲哀。而那个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范跑跑”的身后又是什么？是中华民族道德的大沦丧，是中国男人永远的耻辱，是隐约传来的亡国之音。如果这种极端自私自利、极端无耻卑劣的所谓“人性自由”一旦占据了国人的心灵，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古埃及亡国的命运，等待我们的将是又一次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作为一个还有一点良知的中国女人，作为一个母亲，哪怕只是为了自己，哪怕只是为了我可爱的女儿，怎不怀念毛澤東、呼唤毛澤東？

　　又是一年九月九，魂兮归来！魂兮归来！归来吧，毛澤東精神！

　　作者：张宏良。

　　注：《一个女人眼里的毛澤東》原文中以“主席”开头的两段，因其观点较为偏激、行文较为粗糙，故予去除。此外，问道还对全文作了较大的修订。

铲除中国汉奸势力的时候到了

2009-02-21T17:55:00.003+08:00

　　二十一世纪人类发展主要依靠海洋资源，在掏空中國陆上资源以后，美日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國海洋资源下手了，“322入联公投”就是肢解中國战略的第一步。在政治上，为给“322入联公投”创造一个适宜的国际环境，2月17日美国操纵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獨立，并率领西方国家立刻与之建交，为台湾獨立树立了一个成功榜样。科索沃獨立的狂欢场景，必然会强烈鼓舞台湾民众的獨立情绪，保证入联公投的结果形成一边倒的绝对优势，在法理上宣告台湾獨立。玩弄此类公投把戏本来就是美国的强项，所以在科索沃和台湾之间才衔接得如此巧妙。在军事上，为给“322入联公投”保驾护航，消除台湾民众对大陆军事力量的担心，美国把世界最强大的三艘海狼级攻击核潜艇全部调到太平洋地区，数百架包括F22、F35在内的世界最先进战机也在源源不断地向中國周边十大军事基地集中，其打击半径覆盖了中國大陆每一寸土地。与狼共舞的时代即将结束，东郭先生的悲剧开始上演，民族的厄运正在降临。30年来一直被灌输狼已吃草的中國人，马上就会明白，狼还是要吃肉的，只是这次要吃掉的不再是别人的肉，而是我们自己的肉。

　　从美国占领阿富汗到现在操纵科索沃獨立，其矛头自始至终都是针对中國，阿富汗到科索沃只不过是狼在磨牙，肢解中國才是战略目的。如同美国总统布什最近坦白的那样：“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華”，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仅用一年时间，就在中國西部边境建立了四个军事基地，操纵了台獨、藏獨、疆獨三大分裂势力，在用军事力量支持台獨的同时，在政治上积极支持藏獨和疆獨两大分裂势力，去年美国把代表最高荣誉的国会金质勋章授予達賴喇嘛，表彰其数十年来坚持藏獨的不变立场，美国总统布什专门飞到捷克斯洛伐克会见疆獨领袖热比亚，称赞热比亚是比“军队的武器和地下的石油更加珍贵的国家最大资源”。美国同时启动中國三大分裂势力，目的是要中國同时丧失东部海洋资源和西部陆地资源，完全变成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加工厂和垃圾场。可以说中國已被逼到了彻底解体的历史边缘，已到了退无可退的最后绝境，即便想继续韬光养晦做缩头乌龟也已经没有了任何余地。所以，中國应该在科索沃问题上勇敢接招，坚决打出“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国际大旗，与俄罗斯一起并肩作战，向整个世界展示中國捍卫国家统一的决绝精神，在政治上大打出手，恶化西方环境，加剧西方金融危机，彻底打乱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强国规则，变被动为主动，推动整个世界反思和批判正在把人类带入死路的西方殖民主义文化和殖民主义生活方式。这样做的优点就近期而言，可以一次性彻底解决台獨问题，就长远来讲，可以推动东西方文化的历史转换，实现人类命运的根本转变。科索沃的机会就在于，既然在科索沃问题上我们都敢和西方闹翻，在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台湾问题上，我们更不可能后退半步；并且在遥远的科索沃问题上，我们都能够让西方付出巨大代价，那么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会让对方付出更大代价。中美之间数十年恩怨情仇的历史不断证明着一个道理，在利益问题上美国始终是清醒的，狼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吃羊，却很少毫无顾忌地去吃大象，更不可能毫无顾忌地去吃老虎。台湾问题对中华民族来讲是生死问题，对美国来讲只是生意问题，既是生意就不会做亏本买卖，我们只需要借科索沃问题告诉对方就足够了。

　　然而让国人扼腕叹息的是，或许是上次美国导弹袭击中國大使馆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恐怖阴影，中國居然在科索沃问题上抽身事外，扔下了战略伙伴俄罗斯孤军奋战，结果是一切都按照美国的导演在发展。本来科索沃对中國的影响要大于俄罗斯，俄罗斯只是不甘心到手的肥肉被美欧抢走，中國则是自己正在变成美欧瓜分的肥肉，所以应该比俄罗斯更加激烈反映才对，可惜中國却放弃了这一与俄罗斯联手对敌的绝佳机会。这是继阿富汗之后，中國第二次失去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机会，并且是最后一次在境外较量的历史机会。共和国成立后毛澤東先后两次与美国较量都是在境外，并且正是通过第二次境外较量把美国陷在了越南，才逼迫美国签署上海公报，给我们送回了台湾。为什么选择境外较量？道理很简单，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较量，无论是朝鲜、越南、阿富汗还是科索沃，都比在自己家里较量划算，在自己家里较量，打破的都是自己的坛坛罐罐，只有在境外较量，才能保住自家的完整。可惜中國却一次又一次地再三放弃境外较量的机会，最终被对方逼退到家门里面，“322入联公投”，还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國如同一个被逼到房屋角落剥光衣服的妇女，已经到了退无可退躲无可躲的最后绝境，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322入联公投”的灾难性影响都超过“九一八事变”，可是整个媒体不仅没有任何愤怒表示，却在欢天喜地准备着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庆狂欢，仿佛台湾和中國没有任何关系一样，两年前才通过的《反分裂法》，墨迹未干就有可能变成一张废纸，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啊，再次到了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什么叫台獨？入联公投就是台獨，从法理的角度讲，台湾的入联公投甚至比科索沃宣告獨立走得更远，直接投票加入联合国！

　　怎么办？是以武拒独、完成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还是像前苏联那样束手待毙、崩溃解体？两条选择，两个前途，两种命运！政府仍在保持沉默，民间形成两种声音。一是以乌有之乡等网站为代表的爱国主义力量，呼吁贯彻《反分裂法》，坚决维护国家统一；二是从中央黨校的《××时报》到南方系报刊声嘶力竭发出的怪异声音：解放思想。事物的发展就是如此奇妙，那边喊要实行獨立，这边就喊要解放思想，真不知是无意间的历史巧合，还是有意识的政治配合！毫无疑问，台獨即武，是除极少数亲属财产已转移海外的买办汉奸之外，每一个大陆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但是，只要还有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和平选择，我们就不能让包括26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國人民陷入战争，而目前唯一能够制止台獨的最后万分之一的和平选择，就是杀鸡吓猴，鎮壓国内的汉奸势力，以此来显示中华民族敢于以死相拼的决绝精神和坚如钢铁的国家意志。这是避免用战争手段制止台獨的最后机会，并且具有一石多鸟的重大历史转折作用。

　　首先，鎮壓国内汉奸势力，可以改变30年来我国在中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彻底堵塞台獨发展的国际空间。台湾问题说到底是中美关系问题，而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中美关系问题，既不是李登辉、陳水扁等单方面造成的，也不是美国单方面造成的，其罪魁祸首还是大陆的汉奸势力。就在去年12月5日北京举行的中美建交28周年研讨会上，美国前总统卡特当众公布了他的日记，披露了一个让国人无比震惊的事实：推动台獨势力发展的两大外部力量——对台销售武器和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竟然是1979年有人背着黨中央国务院与美国进行暗盘交易的结果，其性质完全属于中國历史上第二次引清兵入关。自那时以来，台獨分裂势力（包括藏獨和疆獨）和国内汉奸势力，就一直是美国刺向中华民族心窝的两把尖刀，当中共十七大再次打起“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外交大旗时，对中國复兴力量重新崛起的担心，促使美国开始动手肢解中國，策划台獨入联公投，尖刀直取中國心脏。而在国内汉奸势力——台獨分裂势力——美国军事威慑所组成的一系列连环剑中，国内汉奸势力是其剑锋的前缘，只要砸碎前缘的剑锋，刺向中國心脏的连环剑就会成为一堆废铁。美国在看着台湾的台獨，台獨在看着大陆的汉奸。对美国来说，台獨是只鸡；对台獨来说，大陆汉奸是只鸡；如果连鸡都不敢杀，猴子还有什么可怕的！当灾难的降临已经无可避免时，杀鸡往往是减轻灾难的最好方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仅仅“杀”了霍多尔科夫斯基一只微不足道的小鸡，时至今日再没有任何人敢打俄罗斯石油的主意。鎮壓汉奸，永远是对分裂势力和敌对国家最有效的震慑方式，并且是避免大规模流血的最有效方式。

　　只要大陆的汉奸势力遭受到严厉鎮壓，台獨立刻就会成为灾难的代名词，在台湾政坛上消失得干干净净。古往今来任何一个严厉鎮壓叛国者的国家都没有发生过分裂现象，分裂永远都只是国家意志衰弱的结果，前苏联就是一个最突出典型。虽然拥有能够反复毁灭地球数十次的强大核力量，但是在被西方政治文化的游戏规则瘫痪以后，一夜之间便分崩离析、彻底瓦解，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拥有世界最强大军事力量而不战自溃的国家。可见，国家意志是任何核武器都代替不了也摧毁不了的最强大力量。苏联解体后，我们才真正懂得了毛主席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论断的深刻含义，原子弹既拯救不了一个国家，也毁灭不了一个国家，最终决定国家命运的永远都只是国家意志，丧失了国家意志的国家，原子弹再多也是一堆废铁，原子弹的真正威力，不在物理方面，而在国家意志方面。不怕鬼的人永远遇不到鬼，不怕战争的国家永远遇不到战争。国家意志是比任何核武器都强大千百倍的最强大武器。而目前能够以最小代价最大限度地展示国家意志的行为，就是在国内迅速掀起一场震撼世界的锄奸风暴，让国内外所有分裂势力闻风色变、心胆俱寒，如同19世纪美国那样，一场持续十多天的亚特兰大火，其后200年无人敢再谈分裂。掀起锄奸风暴的历史作用，不仅仅是遏止台獨等一切分裂势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重新调整中美关系，把30年来被颠倒了的原告和被告地位再次颠倒过来，彻底改变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美国强加给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盗规则，让整个世界认清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必然会把人类推上毁灭道路，真正担负起“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大国责任，重新恢复新中國的大国形象和大国地位，让整个世界都知道，那个韬光养晦、永不出头、任人欺凌的瘪三式中國，已经再次一去不复返了。

　　至于统一台湾问题，在遏止住台獨势力后可以先放一放，未来中美关系乃至整个世界关系的重新调整，都还需要台湾问题。美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建立的世界殖民体系要打破，30年来美国在中美之间形成的殖民经济循环圈要打破，30年来美国强加在中國头上的各种不合理规则要打破，中國人民要和世界人民一道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还需要暂时维持台湾现状。因为我们既要打破这些不合理规则，又必须要讲道理，做到有理有利，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逐步建立一个讲道理的世界，不能再像美国主导的世界那样只讲实力不讲道理，这个道理怎么讲？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台湾来讲，拿台湾来说事儿。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都承认台湾是中國的一部分，既然是中國的一部分，你美国向中國一个省出售武器，和中國一个省单独订立条约，搞什么关系法，你就已经违背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你所主导制订的所有规则也就失去了历史合法性，可以统统视为一张废纸，没有必要认真对待，更没有必要接受约束。而且，你能向我国境内一个省出售武器，我就能向世界任何地方包括向你美国境内出售武器，这个世界应该是讲道理的世界，国家之间应该具有平等的权利，要让美国懂得并接受这些道理，就需要有台湾问题，否则这些道理就无法讲，就难以做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迟早会发现，台湾问题不仅不再是宰杀中國的一把尖刀，反而会变成套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条绞索，到它意识到要摆脱这条绞索的时候，就会象七十年代初那样，第二次主动登门再把台湾送回来。而就目前来讲，无论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还是东南亚的情势，都还不到统一台湾的最佳时候，可以继续让美国为我们“站岗放哨”。

　　其次，鎮壓国内汉奸势力，可以调整决策结构，重建中國的鹰派集团，奠定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国家组织基础。大国要有大国的运势和威严，不能总是陷在别人制造的诸如獨立、分裂等狗撕猫咬的纠纷里面，要摆脱别国制造的这类纠缠，就必须重建中國决策层的鹰派集团。回顾人类历史就会发现，中國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能够支撑数千年的泱泱大国，其中一个重要的组织因素，就是构成其决策层的始终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派，用中國古代的话说，就是主战派和投降派，用现代西方的话说，就是鹰派和鸽派。什么时候鹰派占上风，中华民族就会拓疆辟土、辉煌鼎盛；相反，什么时候鹰派被消灭，中华民族就会惨遭灭顶、国破家亡。南宋亡于蒙古，大明亡于满清，特别是后来满清败于八国联军，都是鹰派被消灭的结果。当初满清20万人尽灭北方诸国，荡平天下，入主中原，不可谓不骁勇，综合国力更是远在八国之上，相对地位超过现在的美国，结果却是逢战必败，打不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以至于西方任何一个不气眼的小国都敢来侵略中國。其中的直接因素，就是满朝文武中代表国家意志的主战派被消灭得干干净净，整个国家就一个投降派李鸿章在进行斡旋，给洋人的感觉如同入无人之境。再看共和国建立后的正面典型更是如此，在苏联进行核打击的威慑之下，毛澤東毅然决然清除了刘、林两个投降派，一声令下全国挖防空洞，摆出了与敌人誓死周旋的决战架势，才逼使苏联政治局最终放弃了已经作出的对中國进行核打击的决议。再看今天的美国同样如此，主导今天美国政坛的所谓新保守主义，就是具有强烈进攻意识和献身精神的一群理想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信徒，正是这些以世界为己任的极少数鹰派集团构成了美国强大的国家意志，这是比所有核武器和航母舰队更加强大的国家力量，美国之所以是美国，苏联之所以成为苏联，其根本区别就在这里。

　　美国自己更懂得这一点，可以说古往今来，没有任何国家比毛澤東时代的中國和当今美国更加懂得国家意志的至关重要了，所以30年来美国才不惜血本地渗透操纵中國学术界，通过卓有成效的学者汉奸化、思想非毛化、历史妖魔化等手段，逐渐打掉了中國的文化自信和国家意志，并且又通过持续不断地清算所谓极左思潮，把具有民族主义、社會主義、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鹰派人物从中國各个领域都清除得干干净净。可以说，纵观中國历史，当今中國是自秦始皇统一以来，理想主义鹰派人物被清除得最干净的时期，所以才出现了中國周边被包围，领土被占领，分裂势力猖獗，强加的不合理规则越来越多，特别让国人痛心的是，由于强加在中國头上的不合理规则越来越离奇，中國政府不得不主动要求对方国家帮助保密，而对方又反过来利用中國政府的弱点强加给中國更多的不合理规则，这是中國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离奇屈辱，即便晚清时期也没有把各种不合理条约列为头等国家机密。眼下的台湾就是一例，当初中美建交时美国突然提出要向台湾销售武器，向建交国家的一个省销售武器，这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屈辱条款，中國不仅全盘接受还反过来要求美国联手保密，不让中國老百姓知道，美国抓住中國弱点立刻就搞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把美国武力协防台湾的不合理规则强加在中國头上，从此台獨势力一发而不可收拾。还有那个WTO，全世界任何国家的WTO条款都是公开的，可是中國入世已经7年了，至今也不见与美欧达成的条款内容。对本国百姓保密，已成为中國处理对外关系迫不得已、秘而不宣的一条基本原则。人们经常讲所谓弱国无外交，其实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弱官无外交，中國近代史上被西方国家随意蹂躏，不是当时国弱，而是当时官弱，官弱的根源在于是贪官；日本两次侵占中國，也不是日本国强，而是日本官强；刚刚诞生的共和国能够打败世界最强大的美国，更不是因为国强，同样也是官强。可以说，最终决定中國是成为强大国家还是成为肥大国家的最关键因素，就是中國能否重建国家的鹰派集团；如果能够形成鹰派集团，中國就会成为强大国家，甚至是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相反，如果不能形成鹰派集团，中國就只能再次成为任人宰割的肥大国家。

　　而形成中國鹰派集团的关键，就是铲除中國的汉奸集团，至少应该形成鹰派集团对汉奸集团制衡的局面。中國历朝历代都拥有平战两套班子，毛澤東则建立了平战两套体制，30年来毛澤東创建的备战体制已被摧毁，目前唯一能做到的就是重建一个敢战能战的鹰派集团，形成对内对外的强大威慑力。近60年共和国截然不同的前后历史证明，鹰派集团和尖端武器，是一个民族起飞的两只强大翅膀，一个没有鹰派集团的国家，如同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必然会遭受侮辱欺凌，而鹰派集团的形成，将会使所有对手立刻由进攻转为防御，不仅台湾会转为防御，日本、美国等都会转为防御，被人防御的国家才是最安全的国家。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和諧的国际新秩序。

　　第三，通过鎮壓汉奸势力，重新激活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民族精神的复活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留存下来的古代大国，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东方文化蕴涵的那股充盈天地的浩然正气。中华民族最终取代肉欲主义、感官至上、丛林法则等西方文化，为人类社会注入的就是这股浩然正气。20世纪中期中华民族能够战胜亡国灭种的历史危机、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依靠的也是这股浩然正气。

　　只是30年来文化和政治的双重绞杀，不断扼杀着支撑中华民族千年不倒的这股浩然之气，促使中华民族的精神正在走向死亡。30年来所谓对外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用西方文化宰杀民族精神的过程。本来从共和国诞生那天起，甚至从中华民族诞生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对外开放，为什么又会突然冒出一个对外开放的概念？很显然，这是一个宰杀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的特定概念。从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化开始，中华民族便被逐步推入了越来越沉迷的催眠状态，先是反思纹革10年，进而反思共和国30年，再进而反思到1840年，最终反思到中國统一2千年和文化发展5千年，反思的结果就是中國改革精英的集体代表作《河殇》的论断：中华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甚至后来更加扬言：“西方历史是一部弃恶向善的历史，中國历史是一部弃善向恶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劣等民族，还是一个邪恶民族。整个神州大地形成了疯狂的民族自我控诉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民族自虐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学术明星和改革明星，踏着民族精神的尸骨不断擢升于中國文化的天空，所有成名的改革精英，几乎无一不是疯狂宰杀民族精神的文化刽子手。这完全是由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决定的。物欲泛滥是改革唯一的内在动力，要贯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改革逻辑，就必须彻底推翻是非真假善恶美丑的东方伦理；要实现把中國纳入西方殖民经济体系的开放原则，就必须彻底打掉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就注定了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在劫难逃。

　　如果说最初的改革设计者对民族精神的反思和否定还带有某种盲目性的话，那么后来由美元培养出来的改革参与者，则目标十分明确地要用西方国家的殖民文化来改造中华民族。这就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不去研究经济学，而用大量时间批判妖魔化义和团的原因所在。不仅仅是批判义和团，中國近代史上所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和革命，统统都在批判之列；而所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者，又统统都在歌颂之列。《人民日报》有个编辑写了一本歌颂日本兵大救星的专著，立刻成为国内主流报刊歌颂的偶像和日本跨国公司赞助的对象，部分有血性的中國人看不下去，去年两会期间便有部分委员提议要设置反汉奸言论法，结果马上成为国内主流报刊攻击的对象。如此一来，汉奸文化成为中國的主流文化，汉奸学者成为中國的明星学者。任何学者只要发表汉奸言论，账户上的金钱就会源源不断；任何报刊只要吹捧汉奸学者，广告收入就会源源不断。南方系报刊是中國最火爆的报刊，因为那里聚集着中华民族一大批汉奸。西方国家各种基金会的美元欧元日元大把大把地撒向中國，撒向中國各大政府研究机构、咨询机构和重要学术部门，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现象：在没有发生入侵者的本国境内，一个人只要反華就拥会有奢华生活；相反，如果爱国则只能接受清贫生活。左翼和爱国学者聚会，自行车、公交车，实在没办法才坐出租车；右翼和汉奸学者聚会，则是豪车美女、洋酒华宴、高官如朋、侍者如云，周游世界的请柬随手乱扔，各国的护照居留证塞满皮包。如此强烈的反差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地不断强化，最终形成了一种价值观：选择汉奸生活就意味着成功，意味着名誉，意味着地位，意味着豪宅名车，意味着奢华人生；相反，则意味着失败，意味着挫折，意味着屈辱，意味着无能，意味着亲人的感叹，意味着朋友的怜悯。所有这些，对于青年人特别是有才华的青年人来讲，很难跨越，所以才会有和平时期出现汉奸集团这一中國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反常现象。战争时期出现汉奸集团是侵略者支持的结果，和平时期出现汉奸集团是民族精神死亡的结果。

　　中國的精神已经死亡，精神已经死亡的民族是没有能力崛起的，不仅没有能力崛起，甚至没有能力维持现状。所有敌对国家和敌对势力几乎都看到了这一点，纷纷开始对中國动手，美国打着反恐旗号突然在中國西部边陲建立了四个军事基地，陆地布局完成后便策划台湾獨立，阴谋肢解中國；就在台獨日期逼近的同时，日本出手要霸占相当于中國大陆三分之一面积的辽阔海域，要把超过中國大陆资源总量的东海资源拿走，目前中日双方正在谈判，据说日方强占中國领土的态度十分强硬，根本不容中方辩解讨论，中國外交部就刚刚进行的第八轮中日战略对话透露的全部信息只有一句话：“日方对中國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钦佩”，看来中國要保住这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就只能按照日本的要求割让领土和资源。如果东海资源被日本拿走，再接受台湾“322入联公投”，那中华民族就彻底丧失了21世纪的发展资源，剩下的就只有崩溃解体一条路了。中华民族到了必须再次实现精神复活的关键时刻，必须立刻从目前行尸走肉的糜烂状态中解脱出来，当前的民族危机也为民族精神复活创造了条件，危机危机，机遇总是蕴藏于危难之中，历史上中华民族每一次崛起的历史机遇也都是蕴藏于危难之中，小危机小崛起，大危机大崛起，目前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最大危机，也必定会造就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伟大崛起。普京只不过抓了一个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找回了俄罗斯伟大的民族精神，开始了俄罗斯民族的再次崛起。如果我们掀起一场锄奸风暴，肯定会立刻振奋起整个社会同仇敌忾的伟大民族精神，尽扫数十年来的糜烂风气，形成惊天动地的伟大崛起，并将引领世界进入新的发展世纪。目前最需要的就是立刻出台一部《反汉奸法》，作为《反分裂法》的姊妹篇，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各级锄奸委员会，做好迎接任何挑战的最坏打算，以此来争取度过危局的最好结果。古往今来，敢战的民族从来没有战争，畏战的民族也从未躲过战争。幻想以牺牲领土和资源的办法来换取所谓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将只能是带来更大的灾难。历史上日本两次侵略中國就是先例，每一次占领中國的欲望，都是被中國的畏惧退让刺激起来的，没有九一八事变把东三省拱手送给几百名日本兵，也就没有后来几千名日本兵发动七七事变，占领整个华北。中國这30年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当初毛澤東率领中國人民打出来的，而不是靠卖国卖出来的，卖国永远卖不出和平，退让只能刺激对方更大的胃口，受害妇女让对方亲一口摸一把的退让不仅避免不了被强暴，反而会刺激起流氓更加疯狂的强暴欲望，只有不怕战争的民族才会享有和平，而畏惧战争的民族，将永远生活在战争的恐吓之中。

　　第四，改变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國的殖民经济，为子孙后代保留一块发展空间，摧毁美元的“白条经济”。美国操纵台獨，日本强占东海最惯用的手段，就是用经济问题恐吓中國，宣扬如果中國不丢掉台湾和东海就会断送经济发展，国内主流学者包括军内个别著名学者也都一齐叫喊：不能因小失大，不要因为台湾问题、东海问题而葬送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那位曾经主持WTO谈判的主流经济学家在黨校演讲中公开宣称“大家不要关心台湾问题，台湾不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的核心利益是与世界经济接轨”、“由于日本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邻国，所以对中國最重要的不是东海，最重要的是和日本友好”。由于占据舆论主导地位的这种汉奸文化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善良的人们也开始困惑保卫台湾保卫东海会不会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在此有必要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西方国家用来恐吓中國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二是一旦中美交恶会给双方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影响？

　　先谈第一个问题，西方国家用来恐吓中國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越来越多的中國人开始意识到，西方国家利用中國的改革开放，采用腐败手段，在中國建立了一个殖民经济，中美之间由美元旅游组成的贸易循环圈就是典型：大量中國廉价商品流向美国，推动美国物价越来越便宜，美国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而中國得到的只是一大堆美国印制的“白条”美元，即便这些白条也没有真正到手，而是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和入股美国银行，一分不少地又送回了美国。由于美元汇入中國时每一块钱要增发七、八元人民币，由此引发了严重通货膨胀，仅2007年流入5千亿外汇增发的人民币就超过3万亿，相当于全国工资总额的1.5倍，焉能不通货膨胀？可见，这种贸易循环的实质内容，就是中國的廉价资源源源不断地输入美国，而美国的通货膨胀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國，中國老百姓除了承受通货膨胀压力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按照中外贸易利润分配比例20比1计算，中國积累这1万5千亿外汇，同时为西方国家贡献了30万亿美元，超过200万亿人民币的利润。贸易循环还是损失最小的循环，金融领域的资本循环损失更加可怕，仅一个平安保险公司被英国人拿走，就损失了上万亿市值（按最高股价计算）的财富。可以说，如果中國这些年的经济增长和资源耗费，都落实在中國人身上，13亿中國人民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可现在我们的人民仍然处于贫困之中，刚刚看到一篇报道，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女大学生，就餐卡一年全部消费只有8.35元，完全依靠吃食堂剩菜剩饭度日，学校电脑显示，最大的单笔支出就是每周去水房打一壶0.15元的开水。文章未看完已经泪流满面，甚至忍不住哭出声来，一边是外国人上万亿上万亿的拿走中國财富，一边是我们的女大学生在食堂拣剩饭度日！虽说50年代的日本人也有过拣剩菜剩饭的纪录，但当时日本人的困苦是为自己积累，而我们大学生拣剩菜剩饭却是在为外国人积累！

　　就说这个已成为英资公司的中國平安，英国公司在美国次债危机中亏了钱，英国首相飞到中國来要补偿，中國平安立刻就要对中國股民融资1600亿去填窟窿。为了让那些昨天还是国企领导人的现任公司高管拼命为大英帝国圈钱，全部年薪都提高在千万元以上，这些仍然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公司高管，对中國投资者越来越穷凶极恶，1600亿的圈钱计划，把中國股市砸了个稀里哗啦，整个股市爹哭娘叫、血肉飞溅，可是公司高管仍然声嘶力竭地对媒体宣布：融资计划绝不改变！可怜走投无路的中國人啊，无论走到哪里，都如同孙悟空一样始终跳不出殖民经济循环圈的佛掌，即便你成功考上大学，也仍然要吃剩菜剩饭！即便你成功发了财，也仍然要在股市上惨遭外资洗劫！一次圈钱就是1600亿！1600亿是个什么概念？2006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总额才538.33亿，现在一个外资公司一次性地就要拿走相当于3年的中央财政教育支出！中國经济完全变成了极少数中外权贵富豪分赃的对象，这种经济对中國老百姓还有什么意义！不仅对当前一代人没有意义，更可怕的是还会掏空我们子孙后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源！有人总是担心统一台湾会遭受西方经济制裁，其实如果真的发生制裁反倒是件好事情，正好给我们一个改变殖民经济的历史机会，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人与自然友好相处的经济模式，至少能为子孙后代保留一点发展资源。

　　再谈第二个问题，一旦中美交恶、西方国家对中國实行经济制裁，会给双方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肯定回答：一旦发生西方国家对中國实行经济制裁，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将会立刻陷入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崩溃！俗语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虚拟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将使任何针对中國的经济制裁都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九十年代以来，为了加速中國经济的殖民化发展，把中國牢牢钉死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让中國永远成为发达国家的打工仔，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把能耗大污染重附加值低的产业向中國转移，形成了中國实体经济迅速增大、西方国家虚拟经济迅速发展的经济格局。在和平时期，这种经济格局对中國是灾难性的，用跨国公司的话说，就是把利润、财富和资源统统拿走，把GDP增张的虚名和污染给中國留下。但是一旦发生制裁和冲突，情况就会完全颠倒过来，虚拟经济的财富完全是由心理预期决定的，一旦预期恶化立刻就会灰飞烟灭，此时只有实体经济才是真正的财富，特别是一旦发生战争，只有水泥钢铁等物质财富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而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财富会立刻化成一缕青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就如同金元宝和窝窝头的关系，平时竞争虚拟经济占绝对优势，创造财富的绝大部分都会被它拿走，如同是拥有金元宝的富人，而实体经济完全是白干，如同怀揣窝窝头的穷人；可是一旦发生灾难和冲突，金元宝就没有了任何用途，此时能够救命的只有窝窝头，无论平时金元宝和窝窝头的价值相差几何，劫难后能够活下来的肯定是怀揣窝窝头的人，而怀揣金元宝的人必死无疑。所以对中國来讲，经济制裁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目前这种风平浪静的大抽血，如果不发生任何事变地这样抽下去，中國很快就会枯竭衰亡。所以中國不应该害怕西方制裁，莫说是现在发生制裁的优势在中國一边，就是当初中國处于极端劣势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被西方的制裁和封锁吓住，当时毛澤東十分豪迈地宣告“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國就什么都有了！”后来的历史事实完全演绎了毛澤東的豪迈论断：我们的确什么都有了。如果再次发生对中國的经济制裁，就不仅仅是中國什么都有了的问题，而是整个中西方关系都会彻底颠倒过来！

　　有人可能会担心美国会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國进行核打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国内的汉奸集团也这样恐吓我们，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可怕的。今天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已经超出了胜负的范畴，将意味着人类的整体毁灭，如果美国愿意成为人类公敌，把人类推向毁灭，那是它的事情，我们无须为它担心。人类能否毁灭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那不是中國单独一个国家能够避免的了的，我们所能避免的只是中华民族被肢解的问题，只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这是中华民族生与死的底线问题，即便是战争加身也不能放弃的问题。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和平希望，我们也会全力避免战争。但是我们也绝不惧怕战争，一旦西方国家把战争强加在中國人民头上，中國就应该采取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逻辑，兰德公司关于台海战事给美国政府的建议就是：“要让每一个中國人都坚信，美国一定会用原子弹摧毁中國，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安全”。兰德公司给美国政府的建议也恰恰是我们给中國政府的建议：一定要让所有敌人相信，我们有能力把任何一个揿动核按钮的国家变成一片火海，绝不让其中任何一个人活着看到第二天的太阳！为此，从现在起，中國部分经济就应该纳入军事化发展轨道，生产更多的核武器来捍卫我们国家的统一。

　　综上所述，目前我们捍卫国家统一可以说是占尽优势，唯一的弱点和劣势，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精英阶层的高官富豪、学者名流等，越来越多的亲属和财产流向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感情上和利益上越来越和西方发达国家融为一体，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死穴。毛澤東最后搞文革，就是要全民演习克服这一死穴。如果不能克服这一死穴，所有的优势都会化为乌有。汉奸势力历来都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死穴！目前不要说是毛澤東的大文革，就是普京总统的小文革，也完全能够克服中华民族的汉奸死穴，实现国家统一，奠定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基础。

　　“322入联公投”劫难正在迫近，灾难性影响将超过“九一八事变”，杀鸡的最后时限已不容拖延，否则就会要么丢掉台湾，要么采用战争手段。写到此处我突然想知道，目前鸡在干什么，便上网浏览，发现类似平安保险等现在已被外资参股控股的几家原国有大型公司正在拼命砸盘，据说带头砸盘的正是平安保险，股价一泻千里汹涌暴跌，这种极其反常的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本来这些要在股市融资的公司应该托盘才对，为什么竟然违背自身利益疯狂砸盘？突然，一阵不祥预感闪过我的全身：杀猴！他们掀起涨价狂潮，以天量规模圈钱，推动股市暴跌，都是在故意激化矛盾，迫使政府动武，创造杀猴条件；如果动武成功，西方国家将顺利控制中國；如果动武引发内乱，就趁机肢解中國，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永久性解决中國问题”。

　　杀鸡，还是杀猴，中华民族到了选择的最后时刻！

　　作者：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主任、教授。